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     

从安全角度看东亚共同体的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各种安全隐患不绝。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冷战遗留的安全难题依然占据东亚地区安全议程，而生态安全、传染性疾病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三种势力的发展．使得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比．从安全角度看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显得更加复杂．也更令人难以把握。由于东亚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不足．多边安全合作起步较晚，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观念不发达，东亚安全合作面临挑战。     

中印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初探

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不过，双方的合作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对此，尽可能克服合作中的不利因素，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中印两国当务之急。本文认为中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但能否实现有效合作还有待双方共同努力。     

困境与合作交织下的东亚安全

当前东亚的安全形势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安全困境的延续存在和安全合作的不断发展；传统安全领域中困境的难以解决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的加强。从外溢角度看，推动东亚安全状况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合作对安全合作的推动，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传统安全合作的牵动，主要国家通过多边协调合作缓解安全困境的努力。中国应在推动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特性及其应对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依据自己对国际形势演变的认识,先后提出了新的安全理论和安全概念。比较流行的是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前者强调安全的内容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概念,通常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后者强调各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这两种安全概念紧密联系。前者是安全的内涵,后者是实现安全的手段。然而,如何界定非传统安全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不断扩延,在有些情况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叉且界限模糊。随着地区安全合作进程的加强,各国政府致力于以合作和外交手段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然而,采用军事手段解决诸如恐怖主义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比较普遍。     

论中日韩安全合作

中日韩安全合作可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催生了中日韩合作,传统安全合作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扭转地区安全范式上有了初步成果。三国的实质性合作存在结构性机会,即非传统安全合作稳步推进的同时,以危机管理作为传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够对其产生溢出效应。目前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相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但能够通过高层沟通增加互信,向＂协治安全＂前景发展。     

中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反恐合作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处于次要地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至国家乃至地区、世界的战略高度.中俄所面临的一些共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双方合作才能更好地加以解决.在这些问题中,双方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领域的合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中俄在反对恐怖势力方面的合作更多地体现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几年卓有成效的合作和创新实践,打击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对地区恐怖主义产生了直接的震慑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地区性组织.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在今后的反恐合作上上海合作组织需要采取的对策思路.     

澳大利亚-印尼海上安全合作:动因、现状与影响

澳大利亚和印尼作为海上近邻,共同面临着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非法捕鱼、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等,加之两国顶层海洋战略设计的契合,两国开展了海上安全合作。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兼顾双边战略框架与多边安全架构,同时在务实领域密切合作。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两国的合作关系呈现出合作领域主权敏感性低、供给不对称以及机制化程度低等特征。总体来看,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其发展。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的准联盟外交模式反对缔结军事盟约,强凋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彰显"联而不盟"之特点,其本质是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具有共同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的国家依靠双边或多边机制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危害各自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威胁,如核扩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它旨在维护而不是损害主权,强调平等协商而非大国丰导.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是全球格局转换、经济相互依赖和中同国际身份转变三个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国际安全向伞球安全转换的必然要求.     

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

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中国参与非洲的安全合作及其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非洲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由军事合作扩展至领事合作、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及在非洲之角的护航行动等。出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海外侨民及企业的安全问题需要,以及基于非洲存在的暴力袭击、恐怖主义及海盗猖獗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决定了中国未来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非洲的安全合作。在中非安全领域合作中,中方需解决好理论研究和政策决策等问题;尽可能支持非洲国家的主导权,按非洲国家的意愿解决非洲问题;强调和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非洲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功能;加强与西方国家沟通与协作;关注非洲安全问题的标本兼治,帮助非洲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从“非典”峰会看形成中的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机制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再到非典型性肺炎(SARS)曾一度的跨国蔓延,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近年来更加突出.中国和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曾于2002年11月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从而正式启动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但无论是合作领域还是合作模式都还不完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东盟"非典"峰会的合作新模式来探讨如何完善正在形成中的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机制,包括以"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为指导思想,建立不同层次的会议机制,扩大合作范围,加强预警机制的建设等.     

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论上海合作进程中的综合安全理念

冷战结束后,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为标志的传统军事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引发地区性骚乱和冲突的危险性上升。同时,倡导兼顾多安全领域和多安全主体的综合安全理论也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认同。回顾从1996年开始于中国上海的地区安全合作进程,在成功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后,即转入与为患各国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恶势力的斗争,并逐渐向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更加广泛、更深入的领域中扩展,结合欧亚地缘政治特点,对综合安全理念进行着积极的实践和有益的探索。     

中印两国建立新型发展中大国关系前瞻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呈现不平衡发展。除了原有直接涉及外交、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特征之外，更具备了很多非传统安全的内容，例如国际资本通过债务危机或量化宽松政策以隐蔽的方式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索取，以及诸如“转基因”、“新物种”等新技术形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侵占”等等。中印两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势必首当其冲。所以，中印两国应建立起新型的发展中大国关系，从而应付新国际关系格局的挑战，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利。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论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和发展。非传统安全 研究强调人的安全的普世价值取向, 但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背后, 隐藏着国家利益 的诉求。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的建构成为 可能。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 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