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算法合谋行为的法律规制

<正>在鼓励技术创新和规制技术反噬的平衡过程中,需要准确理解技术与法律的关系。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规则,需要区分“技术”意识与“人”的意识的差别。在算法共谋进行反垄断规制的设置中,应重视技术中立原则,不应当对算法本身因技术特点所造成的经济结果进行规制,而应当关注这种行为是否为有意地限制贸易、造成扭曲市场竞争的效果。如此,才不会偏离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社会性别的法律建构及其批判

性别等级是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主要由男权文化不断解释与不断塑造的结果,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探求这一原因最好的分析工具。原初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成为家庭关系与公共关系的分野。在公共关系中,男人在自利心的驱使下渐生平等的要求,并在平等诉求下形成法律;而在家庭关系中因为亲情而使平等与公正成为多余。由于女性并未参与公共关系中的法律建设,致使性别平等既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得以表达,也不能在家庭关系中得以体现。最终,法律认同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了性别等级的社会模式。而代表男权文化的法律理论也极尽"科学"之能,不断地掩盖和强化性别社会化的实质,尤以社会契约论为最。社会契约论以法律为公民同意之结果而使法律披上了公正的面纱,却因为无视女性没有成为契约主体的事实而沦为掩盖社会性别的帮凶。即便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也因为无法排除性别的先天知晓而成为法律平等与公正的神话。虽然,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在制造并掩盖社会性别上也成了同盟军。法律与法律理论的紧密联系与有机配合终于迫使社会性别及其等级模式在法律中立的旗帜下不断地得以演绎、建构和强化。     

“人脸识别第一案”判决的法理分析

“人脸识别第一案”之所以备受瞩目,不只在于其涉及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商业化运用之间的关系,更在于其涉及法律应当如何正当而合理地分配科技所带来的效益与风险问题。两审法院的判决认可信息主体的删除权,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同时也有令人遗憾之处。两审法院的判决在价值取向上支持产业界,故而对现行法律做了有利于信息处理者的选择性解读。从社会效果而言,判决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利于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既难以有效激励信息主体在自身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进行维权,也无法对信息处理者的侵权与违约行为形成有力威慑。技术中立是个伪命题且具有误导性,因为技术不只处于科技系统之内,它也作用于现实社会并对之加以塑造。     

传统管辖规则在网络背景下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

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确立在地域主权概念基础上的传统管辖规则，因为网络法律关系的超国界性和虚拟性等特征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然而各国并未因网络技术的挑战而放弃根植于深厚历史法律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管辖规则的可适用性。由此如何结合网络法律关系自身特性及其传统主权概念所面临的挑战，以实现网络案件的场所化需求为出发点，平衡多元价值需求，重构网络案件司法管辖规则，成为摆在当代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面前的一个时代性难题。     

社会发展中的中国法理学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在研究与教学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其表征是:法理学之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东方经验的悖论、法理学之"权利本位"与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目标的悖论、法理学之法律自由价值优先与中国模式之法律秩序价值优先的悖论、法理学之以"个人"为本的法律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律观的悖论。如何认识与看待这些悖论,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     

Paradox of China＇s Jurisprudence in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在研究与教学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其表征是：法理学之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东方经验的悖论、法理学之“权利本位”与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目标的悖论、法理学之法律自由价值优先与中国模式之法律秩序价值优先的悖论、法理学之以“个人”为本的法律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律观的悖论。如何认识与看待这些悖论,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     

俄国法律对宗教保护与限制的历史检视

从俄国历史上看，宗教尤其是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居间协调、解决宗教与政权之间的紧张，也记录着宗教与政权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基辅罗斯时期法律与宗教之间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封建割据时期则体现出法律利用宗教的特性，中央集权时期呈现的是法律把宗教世俗化的倾向，帝国时期法律使宗教边缘化，苏联时期法律对宗教的保护或者限制则表现出不连贯性和不稳定性，在不同时期变换展现法律保护个人信奉宗教的自由、法律与宗教分离、法律与宗教冲突、法律限制宗教、法律禁止宗教等特点。而当代俄罗斯在处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时，彰显出法律包容接纳宗教、法律对宗教保持中立、法律与宗教对话的态度。     

法律解释的公共性

法律解释是一个不断“去私人化”、重构法律文本公共性的过程。法律解释的公共性是一种符号、方法、价值意义上的公共性，以公共偏好、公共理性、公共利益的形态呈现。为了寻求法律“原初”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理解中进行视域融合，通过对话与协商统合作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对文本含义的重叠共识，在往返流转中无限逼近法律文本的原意。为了实现法律“现实”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关系与互依性关系，将自我塑造为具有关系理性的解释主体；同时，解释者应通过表达与对话机制将个体性解释整合为公共性解读，以此探求文本的“原意”。     

邵其壮、朱家成抢劫案——法规竞合条件下的请求权探析

旅客入住旅店后，其与旅店之间形成的是租赁关系还是服务契约关系?旅客入住旅店后因被抢劫而死亡的，旅店所承担的是契约所产生之债还是侵权而形成之债等系列问题?在此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场合下，权利主体行使请求权不但受到诉讼程式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法律关系的影响。在未设立无意思联络的第三人共同侵权的立法救济模式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存在缺失的情形中，赔偿权利人在法规竟合条件下的请求权有时会陷入尴尬境地。     

论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重构模式

外资法律体系的重构模式是指在对我国目前的外资法律体系进行重构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模式对外资法律体系进行重新构建。外资立法模式的确定为现有外资法律体系的调整和重构确定了基本方向和框架。立法模式选择的适当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一国外资法律体系能否实现内部和谐一致,在引导、规范、保护外资中发挥其应有效用和整体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法律规制模式初探

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个难题。破解之道之一就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纳入到法律规制轨道之中。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中只有公法这一单独的法律规制模式，势孤力薄，我们需要制定相关私法制度并构建起公法、私法相交织的综合法律规制模式，以便更合理地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专家风险认知模式和公众风险认知模式在风险本质、判断风险严重程度之因素和评价风险之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两种认知模式的差异对规制风险的行政措施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应当通过行政法律制度变革来避免这些消极后果，以便在科学和民主、事实和价值之间获得恰当平衡。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实行一种多中心的风险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制定并发布统一和完整的风险信息标准，定期加以评估和更新，最终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风险预警制度”；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以便培育公众理性；依据各种定性因素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加以调节；充分发挥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工作办事机构在风险教育、沟通和公开方面中的作用。     

外国法解释模式研究

外国法解释不同于外国法查明。借助解释模式这一概念，可将外国法解释的目标、主体、对象和途径等不同要素统合为有机整体，置于国际私法和法律解释理论的双重脉络中予以探究。在现有外国法解释模式中，解释目标一般为确定外国法在其所属国的意义，故裁判者须完全摒弃先见，作为忠实的外部观察者摹写外国法律共同体对外国法的客观理解。此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揭示出其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法律解释的内在规律。应重新厘定外国法解释目标，结合外国法适用的“情境化”特点，以法律论证理论重构外国法解释模式。     

法律解释及其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国外法理学者对法律适用过程的分析有助于对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二者关系的理解。探讨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关系、明确法律解释的价值对有效弥合共性法律与个性案件之间的罅隙、保证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司法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法律判断是应用法律的结果。法律应用包括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 ,且主要是法律发现。在法律适用中 ,事实与规范相适应 ,判断可直接通过推论得出 ,这可称为推论模式 ;而在法律发现中 ,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 ,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 ,先要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 ,使事实一般化 ,将个案向规范提升 ,将规范具体化 ,使规范向个案下延 ,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 ,螺旋式向上发展 ,这就是等置模式。相应地 ,法律判断形成模式包括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两种。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关系再认识——基于社会发展视角的研究

对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二者关系的正确认识，将直接影响相关政策供给与政策效益。本文聚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模式，试通过阐释人类发展观的新的转变，分析这种发展观转变对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改变以往从概念、内涵层面对于二者关系的考察，而力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讨论二者的概念冲突与关系模式重构。     

对法律意图主义的另类思考——基于想象性重构条件之考察

面对规则与例外之间相互纠缠的法律统一性难题,一些人提出以法律意图主义为方法论内核的"想象性重构"方案。但是其对立法者意图的"历史性再现"之企图遭遇客观情境、主体思维及目的希求殊异之挑战,故而在实践中极难实现。如是,与其说"重构",不如说"续造"。     

论我国商法规范的二元结构及其价值缺陷

本文阐述了我国商事法律规范的类别及结构,并以价值理论对之进行了简要分析。文章认为,我国现行商事主体制度与商事行为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功能扭曲、价值失衡状况,应当依据商法制度价值的一般原则更新观念,重构我国商法的价值结构     

论诚信原则的价值补充能力

受立法者能力所限,法律不可能成为完美的体系,而在法律中规定授权条款进行价值补充就成为必然.诚信原则作为变动的自然法的缩影自然担当起这一重任.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其价值基础是由市场环境、市场主体、立法--司法模式等影响其本质变化的因素所决定,其价值判断包含社会妥当性、实质正义、公法手段介入私法合理化等价值标准.在运用诚信原则进行价值补充时,注重其对实体权利义务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对程序性权利义务的作用.     

论票据追索权和民法代位求偿仅的比较

追索权并非是票据法中特有的法律制度，同样在其他法律中也存在。由于票据法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票据法调整的是票据法律关系，属于商事法律关系的一种，而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以规定买卖、租赁、雇佣、所有权、婚姻、继承等一般社会生活关系的民法，最属重要。因而在不同的法律中就有不同的立法追求和价值判断，同时作不同的法律设计。那么本文分析比较了票据追索权和民法追索权之间的异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两种制度所蕴涵的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其实这种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相异也正恰恰是票据法和民法之间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