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工具的运用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

政府治理工具也称政策工具、公共行动工具,是近年来当代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并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治理危机的背景下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和运用,为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加强对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将有助于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政府治理创新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治理理论是补救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其对我国政府改革具有借鉴意义。老工业基地政府治理创新要做到:打破统治观念,确立平等治理的理念;积极探索运用多种治理工具和手段;减少外部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刍议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型政府,是对传统政府的革新。本文考察了理论界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从理念、职能、运行方式和行为结果等几个方面界定了服务型政府的涵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几种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即民主理论、合法性理论以及公共行政学中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理论。     

政府绩效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绩效管理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工具,具有计划、监控、评价、激励和改善功能,对政府管理绩效的提高和改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此基础上对绩效管理推动政府创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做了探讨.     

流程再造:政府重塑的要径

李红霞的《流程再造:政府重塑的要径》一文同样关注流程再造这个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领域。文章指出流程再造是政府再造的工具之一,是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的核心部分。流程再造是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来衡量和改善工作业绩,对业务流程进行的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再设计。对担当社会公共职能的政府而言,流程再造是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原则、结构、行为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提高政府的绩效和服务品质,不是简单的组织精简和结构重组。     

政府治理创新与政府治理的新典范:中国政府改革40年

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乃是对政府治理体系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亦是政府治理体系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40年政府改革创新的结果便是产生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中国政府治理变革乃是一种基本典范的转移。     

从治理工具的角度透析政府规制实践

本文从治理工具的角度研究了中西方国家规制工具的应用。首先介绍了政府工具的相关知识,重点阐述规制作为一种政府工具的特征,其次描述了西方国家应用规制工具的历程与实践,进而提出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取向与有效应用规制工具的策略。     

论法治视野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源流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会凭空产生。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的一种有效工具,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产生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再造的实践活动中。行政法学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理论源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关联理论的演化上。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基于15个省份180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06-2017)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审视和选择是否合乎理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本文以理性审视社会治理概念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2006年至2017年间15个省份的180份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探究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上的类型差异、历史演变和空间布局。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内容上具有管理工具应用过溢、服务工具使用充分、协同工具选择不足、自治工具发育匮乏以及具体工具内部出现选择的结构性偏差特征;时间上具有选择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趋向善治的特征;空间上具有选择结构的一致性、强偏好的差异性以及均衡性上东部优于中部和西部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工具使用绩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应积极优化社会治理工具结构,从而更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     

人工智能应用嵌入政府治理：实践、机制与风险架构——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政府治理的革新。杭州城市大脑作为地方政府运用人工智能实现治理转型的先行案例,从构想走到成熟,是理念、基础条件、核心支撑、制度保障、特色应用的综合实践创新。通过人工智能应用嵌入减少信息不对称,由政府从内部实现管理服务的数字化,促进行政流程的精简化,进而推动政府外部实现资源配置智能化、社会协同便捷化和公众互动实时化,形成了一套智能治理的机制。但利用人工智能应用嵌入地方政府治理也面临PDAG风险架构,即个体数据隐私缺乏保护、数据归属与责任不明晰、算法存在歧视风险和政府存在技术弱势。因此实现智能治理应在开放理念指导下,做好数据归集融合、智能治理平台接入、政企协作和规划引领;避免其风险应立法先行、健全防控体系、建立多元开放治理机制和开展全球合作。     

从英美经验看政府成功绩效管理的制度安排

绩效管理是英美等国政府再造中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工具,对提升政府绩效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政府再造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绩效管理要发挥其效用,还有赖于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以形成"制度合力"。     

新公共管理中公共组织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浪潮中的政府再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矫治了官僚制规模庞大、权力集中和垄断等痼疾,但并不能摈弃官僚制。政府官僚制仍将在政府掌舵职能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危机管理的预警准备制度法理框架分析

危机管理预警准备制度的出发点是要求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危机管理预警系统,以便捕捉危机征兆。立法无论塑造出何种模式的预警机制,其组成结构基本上都要体现大致相同的法理框架:一是政府预防管理与重点;二是政府防范机制与应急机制;三是政府预警管理与规章制度。     

排污权交易中的政府干预初探

排污权交易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环境管理方式，但市场失灵决定了政府必须对排污权交易的运行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排污权交易下的政府干预与传统的命令一控制型管理方式下的政府管制在内容和功能上有很大的差异。对排污权交易中的政府干预进行正确的定位并在今后的排污权交易实践中提高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是我国排污权交易发展的关键。     

有关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的研究分析

近年来，随着对党政领导干部心理素质的重视，有关其人格特征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展开，我们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发现16PF成为党政领导干部人格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有的甚至相反；参照的常模参差不齐，并且常模制定的时间都已久远。因此建议16PF应用于党政领导干部人格评价时重新修订，并考虑制定新的常模。     

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学科发展与方法体系

行政学美国化对于行政学中国化来说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公共行政管 理"从实践层面可以解读为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从理论层面可解读为行政学或行政管理 学和公共管理学,从学科层面可解读为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与实践、理论 和学科层面相应的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体系就由具体行政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 个维度构成。     

积极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

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是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政策的重要环节。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在于人事管理体制创新、后勤管理体制创新和发展道路创新。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及其防范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政府在当今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运用合同制。由于存在信任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会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创新角度,可以通过构建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和复合型的监控机制来防范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民主化与公民参与

政府民主化是指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因而也可以说是政府自身重建的过程,即从精英化管理走向精英化管理与大众化管理相结合的政治状态的过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民主化过程中在观念、具体操作办法上取得了很多经验,也存在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