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立功制度的比较考察——兼论构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域外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与我国的立功制度虽然在打击犯罪、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刑事司法效益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理论基础、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同时较之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现有的立功制度在获取打击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略逊一筹。为解决取证难,尤其是获取证明严重犯罪的证据方面的难题,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司法利益的互换。域外的立法实践证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其存在的土壤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域外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具体的设计中,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针对特定的对象,在严格的条件下实施;适用程序为检察机关具有发动权,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及最终的决定权;适用类型为罪行豁免,但不适用享有拒证特权的污点证人;同时,为了保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国还应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之创设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很有必要。应当创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以适应我国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我们应选择合适的豁免模式,并从适用范围、实施程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创设。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体系完整的法律制度,其独特的豁免方式在打击贪腐犯罪和保障人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引入和移植该制度时,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试论污点证人

刑事诉讼中运用污点证人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一方面 ,司法机关在一些重大案件中 ,通过污点证人获得追诉和定罪的关键证据 ,得以及时惩处犯罪 ;另一方面 ,通过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 ,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我国大陆地区应迅速构建污点证人制度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同时通过适当的程序设计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豁免权。     

试论污点证人制度的合理构建

污点证人制度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处置措施,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污点证人制度,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一方面,司法机关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可以通过污点证人获得追诉和定罪的关键证据,从而及时惩处犯罪;另一方面,通过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也能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污点证人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但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必然会更多地涉及这一领域。     

构建污点证人规则的法律设想

污点证人规则是通过对被追诉者诉讼地位的转化,实现对犯罪的有效打击。污点证人是司法实践中证人的特例,污点证人规则的核心是确立其作证豁免权。对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基本概念及意义进行探讨,进而确立我国的污点证人规则,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     

刑事诉讼法论域下的证人豁免制度建构

证人豁免制度有别于立功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采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或刑事责任豁免来指称证人豁免制度存在着豁免主体不明、豁免权与拒证权混淆以及豁免方式上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及司法实践的渴求为证人豁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立法和司法据理。在我国构建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在符合我国法律传统、刑事诉讼价值偏向、刑事犯罪实践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豁免模式及豁免程序。     

新刑诉法呼唤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追溯证明艰难的妥协,更具有实践必要性。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弭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恐惧,也为获取自愿性言辞证据提供激励性保障。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规定的缺失必然导致其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次沦为制度的"花瓶"。污点证人作证制度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案件范围、豁免模式、适用程序、保障措施等作出理性设计。此外,要规范作证的方式和内容,警惕"狱侦耳目"的伪证行为。     

论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及其构建

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非常必要。本文在比较了境外通行的“使用豁免”和“罪行豁免”两种制度的优劣之后,建议我国未来采取罪行豁免。通过对现有的司法实践分析表明,我国事实存在类似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但缺乏明确的立法,导致实施的不规范,对此本文提出了制度构建的建议。     

伪证罪的司法疑难问题研究

伪证罪中的虚假行为 ,是指有关证明人在刑事诉讼中违反内心认识进行陈述。伪证罪的主体是自然人 ,不能是单位。犯罪人教唆他人为自己进行伪证的应作为教唆犯处理 ,但是教唆他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教唆窝藏、包庇罪 ,教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 ,不宜作为教唆犯处罚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已影响着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针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善刑事立法时应明确规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同时,完善对证人权利的保障制度.     

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反思

犯罪现场遗留有重要的作案信息,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勘查,能够获取刑事案件诉讼所必需的证据。随着"两个规定"的实施和庭审制度的改革完善,犯罪现场勘查程序是否合法、提取物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逐渐成为庭审关注的焦点,也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提出了挑战。本文从解析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入手,通过对其现状和弊端的反思,提出重建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对策,以期为侦查机关刑事执法活动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略论刑事证人的法律地位

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庭认定案件事实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确保刑事证人出庭作证 ,使案件得到公正审判 ,必须在制度上对出庭刑事证人的法律地位予以完善     

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法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但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     

关于刑事警察出庭作证可行性的研究

刑事警察出庭作证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例。我国刑事警察出庭作证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刑事警察属于负有作证义务的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刑事警察出庭作证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回避内容。刑事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仍然应当是证人或者鉴定人;刑事警察出庭作证的作证内容涉及问题广泛;刑事警察出庭作证还应当转变观念、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关于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

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刑事证据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是对刑事诉讼法原有证据规则的补充和细化。证据立法应保留刑诉法中证据的定义,载明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其中涉及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作证,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司法鉴定,简易程序中的证据运用十二个问题。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证人拒绝作证 ,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 ,已成为多年来困扰刑事司法审判的一大难题。证人不出庭作证 ,对控辩式诉讼架构有很大影响 ,它使直接言词原则无法得以完整的建立。排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证人的证言笔录的法律效力 ;赋予询问通知书和出庭通知书以强制效力 ;规定拒绝出庭作证是一种妨害刑事诉讼秩序的违法行为 ,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制定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 ,是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构建的设想。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

由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成为了刑事诉讼研究的一大热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维护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推行却困难重重。通过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存在某些立法缺陷，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