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陷阱证据

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领域,陷阱证据并未被立法者采纳。陷阱证据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必须建立相关规范,平衡法律冲突,赋予取证人以合法的救济手段,使当事人合理合法地使用这一制度。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管辖、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和取证问题，是实践中承办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当前刑事程序中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来加以解决。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证据上问题上的最大困境就是取证非常难，可以通过加强陷阱取证的运用，扩大公证取证的适用，引入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等手段来加以改善。     

略述民事证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合法的收集证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要明确证据的合法性,让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得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还应该借鉴国外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些例外情况。     

公安机关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实现路径管窥

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同时也被赋予刑事侦查职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为行政证据司法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公安机关执法取证工作提出了挑战。实践中,因公安机关采用不当手段或违反法定程序非法取证,导致可能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行政证据能力降低,甚至丧失。因此,需要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取证行为为基点,提升行政证据司法化的效率。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试论民事诉讼“陷阱取证“排除规则

近年来,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倍受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笔者从价值选择和利益权衡的角度对陷阱取证方式进行分析,认为"恶意诱发型"陷阱取证方式取得的证据应当一律排除,对"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方式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应予采纳,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在实施陷阱取证之前有证据初步证明对方已经侵权行为或者准备实施侵权行为;(2)在实施陷阱取证之前已经运用了其他合法的收集证据的手段.     

论电子数据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制

就法理而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类独立的证据,既是我国证据分类方法的逻辑结果,也为认识其属性和实践中如何运作提供了便捷。在将来的电子数据完善立法中,有关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宜借鉴英美法系的可采性规则和大陆法系的证据资格理论,确立电子数据的传闻规则例外和最佳证据例外。在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上,不仅应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也应遵守强制侦查所当恪守的原则,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的梳理——之（一）是什么？为什么？

对“非法证据”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谓的“非法证据”，应在狭义上理解，即指执法、司法官员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热议，首因是其被寄寓了遏制非法取证的厚望。对非法证据排除之遏制非法取证功能的质疑，在我国缺乏力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独立承担起防止错案的重任，防止错案也不是其当然功能。     

对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证据的思考

电子证据是电子技术出现和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由于其出现时间不长,存在取证、认证、质证等问题。应尽快发展电子证据立法、取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吸收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及侦查技术手段,不断完善我国电子证据方面的相关立法及侦查技术手段,确保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     

浅析行政执法中的陷阱取证问题

行政执法中禁止"钓鱼"式取证已通过典型的案例为社会所共识,如何对待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问题却依然不明朗,这已成为完善民事证据立法及司法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陷阱取证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冲突,但该方式应在民事诉讼中予以确认,本文提出了完善陷阱取证的分类、采信规则、适用条件等方面的建议。     

电子证据取证的滞后及其规范

电子证据在案件中发挥重要的证明作用,但在电子证据的取证中,存在着立法滞后,检验机构不完善,缺少高素质的取证人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取证技术和取证流程标准等问题,削弱了电子证据的证明力,阻碍了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应针对电子证据取证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取证机构、人员、技术、流程等方面探讨规范电子证据取证的方法,为电子证据取证的标准提供理论参考.     

试论电子证据的证据适格性

证据的适格性,又称为证据资格,证据能力。通常被称为是证据资格。本文从世界两大法系对待证据适格性的态度着眼,从我国学界对证据适格性的通说认为的三个标准: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探讨我国目前立法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证据适格性的看法,以期完善我国在证据适格性的立法实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洗钱犯罪的证据调查方法

情报侦查、实时侦查、书证侦查是三种有效应对洗钱犯罪的方法。在侦查过程中,既可以通过搜查、讯问、询问、联合侦查等途径获取证据,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采用控制下交付、电子监视与监听、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来获取证据。此外,还应当完善立法,确保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在庭审中具有合法性和可采性。     

论证据的可采性

在英美法系中，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的重要性、关联性等一起构成证据的属性或要素。只有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被法律容许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因此，证据的可采性关系到证据的接受予否，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的证据法学的改革应当在总体上借鉴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的前提下，以英美法系证据采用规则和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必要的补充。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设想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时应详细规定各种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通过立法确定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有效减少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设想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时应详细规定各种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通过立法确定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有效减少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网络犯罪中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化管理路径

电子证据作为证实网络犯罪的重要证据已被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独立的证据地位,但是相关配套的电子证据法律不完善、取证人员操作不规范等因素导致电子证据在实际的应用中不尽如人意,证明力、可信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从法律制度,取证技术、取证流程等多个方面加强和改进电子取证工作的规范化,提高电子证据的可采用性和证明力,促进电子证据取证工作的科学有效规范化开展,为司法机关的电子取证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对象

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明确取证对象至关重要。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各国普遍对取证对象作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收集对象的权利义务却没有相应完善的规定。在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我国证据调查对象应界定为对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持有证据材料的案外第三人,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均需要立法加以规制,以求实现诉讼效率并得以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程序性权利,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