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的证据运用

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同时扮演犯罪指控者、案件调节者、诉讼监督者三种角色，不同角色的检察官运用证据的方式各有侧重。审查起诉过程中的证据运用主要包括证据的采纳、采信、印证和自由心证的形成四方面，目前存在未能积极引导取证、自行取证，证据审查粗糙、证明力判断不准确，证明标准理解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操作层面的规制和意识层面的转变予以化解。     

自侦案件审查起诉中非法证据的排 除简

非法证据排除作为审查起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加了公诉工作的挑战性。由于自侦案件本身的特点，使得审查起诉过程中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及排除面临多重困境。应在审查自侦案件时，严格细审，用公诉引导侦查，确立依法排除机制，制定救济程序，从根源上杜绝非法证据。     

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证据标准的确定

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具有各自的证据标准,两者在质的标准上是一致的,都要求证据"确实".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量上,即审查批捕要求证据充足,审查起诉要求证据充分.     

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的几个问题及构想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审查起诉阶段应成为证据展示的主要阶段.针对建立证据展示制度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的主要程序和内容应包括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理证据展示的主要程序、内容及违反证据展示规定的强制措施.     

检察官之“准自由心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内心确信活动的辨识

审查起诉阶段中检察官的主观活动可划分为运用证据进行的“事实判断”与考虑其他因素进行的“起诉裁量”两个阶段。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于与后者相关的起诉法定主义、起诉便宜主义等理论，而对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的前一阶段却少有论及。事实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依证据进行内心确信的过程是十分独特的，与法官自由心证的事实认定过程有很多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方面，因此可称之为“准自由心证”。辨识并研究这一内容，在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实践也或将产生指导意义。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人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权力。司法实践中，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存在诸多问题，应注重提升司法人员证据意识，建立相关制度和机制，以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权益。     

论审查起诉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客观义务是检察官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之一，它要求检察官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对被追诉者的利益予以保护，具体到审查起诉阶段就是要求检察官不但应当在实体上作出正确的起诉决定，还应当保障被告方的程序参与权，充分听取被告方的意见，注意有利和不利于被告人两方面的证据。我国目前的审查起诉程序基本上是检察官单方的、秘密的审查，缺乏被告方程序参与和听取其意见的具体操作程序，应当结合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原理对我国审查起诉程序加以改革。     

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关于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标准应当同审判阶段完全一样的看法,是对立法与司法的误读。受此影响,在规则要求与追诉职能配置之间、在严格的程序法定主义与控制犯罪的诉讼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冲突关系。在审查起诉阶段,平衡这种冲突关系的功能性机制是预防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源于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功能差异。但预防性适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所适用的非法证据须具有真实性。如真实性没有问题,应根据其违法程度、补救必要和补救条件分别加以处置,其补救方法包括补正、解释和重作。     

毒品案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

比之于其他刑事案件，毒品案件有自身的特点，随着办理毒品案件的增多，人们也正逐步地总结办案经验，以便更为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本文就是从审查起诉的角度看毒品案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以促使侦查破案水平及案件质量的提高，避免“夹生案”“扯皮案”的出现。一、关于证据方面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证明要求是具备“两基本”，也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落实到具体的毒品案件上就是有证据、证明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确实存在毒品；二是毒品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占有、携带、贩卖等等关系。在实际办案中，往往出现三种…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心证的合理运用与保障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仅指法官对判断案件证据的内心确信过程,而对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观心理活动,法学界却没有给予其如同对法官自由心证那样的关注。事实上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官同样有依靠证据内心确信的过程,文章对检察官合理运用自由心证作了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检察官自由心证保障机制的完善措施。     

从存疑不起诉案件谈证据的正确把握

本文通过对基层检察院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分析,从非法证据排除、矛盾证据的甄别判断等方面分析实践中证据判断的难点所在,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之道,以期有助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正确把握定案证据。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是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已势在必行。在借鉴英美意日等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建设提出设想。     

侦查部门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做好配合工作

1、主动向审查起诉部门介绍案情。为使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尽快地进入审查起诉的程序 ,侦查部门应在案件卷宗移送的同时 ,详尽地将案件的来源、侦破过程、犯罪嫌疑人的综合情况 (如性格、特点、认罪态度等 )、本案涉及人员的情况、有关证据等情况向审查起诉部门作介绍说明。因为上述内容的部分细节 ,并不一定会在案件卷宗中完全反映出来 ,如果能事先详细地说明 ,审查起诉部门的承办人员就可以结合案件的内容尽快地对案情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从而有利于审查起诉工作的展开。应该强调的是 ,这种介绍必须实事求是 ,客观全面。不能作片面的、断…     

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之策略

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审查起诉阶段的必经程序和调查核实证据的核心环节,较之侦查、庭审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办案人员应当认识到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价值,并慎重对待,以期全面掌握案情。文章通过分析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不同的案情、不同的嫌疑人采取不同的讯问策略,规范讯问语言,有效把握讯问节奏等提升审查起诉阶段讯问技巧的路径,为法庭指控做好充分准备。     

浅论受贿案件审查起诉的证据标准

在受贿案件的审查起诉中,证据标准的掌握至关重要。实践中,应从犯罪产生的动机、目的、原因、过程等主观认识因素方面认真把握。     

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适用

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一种体现其法律监督职能的前置排除,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阻止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此阶段适用的排除原则是:对于非法的言词证据应当绝对排除;对于非法的实物证据应当裁量排除;对非法证据的衍生品——毒树之果,应当依法排除。     

证据开示的价值追问与模式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相遇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引进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证据开示指庭审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换、知悉所涉案件的证据及相关信息的制度。证据开示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应对证据开示主体,证据开示的范围,证据开示的程序,法官在证据开示中的作用以及单方开示还是双方开示等问题进行确定和规范。     

非法证据排除的当庭裁决制度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那么如何协调其中各个环节的制约和配合就成了排除非法证据、做出公正合理审判、提高司法效率的重中之重。本文欲在司法公正的视野下，以控辩双方对于证据的合法性产生争议时能否推行非法证据排除的当庭裁决制度为切入点，探寻该设想在我国现行法律价值观和职权主义诉讼架构下推行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其在司法实践当中实施的现实障碍，并运用比较法的研究视角，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出可行的制度建设和构想，以求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程序设计上的完善。     

两个《证据规定》有关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和适用

威胁、引诱、欺骗所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但应与侦查策略区分,对于程序违法的言词证据,应当区别对待。排除实物证据,应根据行为的违法程度以及证据的客观性是否受影响,综合考虑。实务中＂排除＂与＂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基本可以作等同理解。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必须主动排除非法证据。     

审查起诉的证据运用能力

查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审查起诉中的关键内容。现代刑事诉讼是建立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基础上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承担着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证明责任。因此,加强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工作中的证据运用能力变得尤为迫切。一、更新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观念纵观学术界的探索和研究,关于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目前存在三种观点,即同一说、基本同一说、区别说。同一说认为,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基本同一说,所持观点与同一说有共通之处,但是它考虑到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责,认为不能过分抑制公诉的发动,因此在确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