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法律价值理论模式比较研究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实施的,用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法律价值理论模式决定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区分了良法与恶法,厘清法律价值理论模式的基本概念.分析中西方法传统法学大家提出的法律价值理论模式,对比中西方传统法价值理论模式的不同:现阶段我国法律价值理论模式的调和和选...     

"均衡型法治"与"新市场经济"的中国未来

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市场与法治具有深刻的经济关联.在东西方文化中,市场与法治在社会经济结构中都进行着非均衡的"博弈".相对于古典中国的"真理型法治"与近代西方的"方法型法治",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稳妥兼采众长的新型法治."均衡型法治"以其独特的双层经济内蕴在理论上可以成为"入世"后中国"新市场经济"之路的灵动指针.     

试论法治的价值追求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法治本身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包括着一种价值追求。法治的价值追求的实现，依赖良好的立法，要求法的制定要符合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取向；要求执法官员具有良好的法的价值修养并正确地做出法的价值选择；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要求进行法治观念的改革，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者虽有矛盾,但在法律领域则意味着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程度的融合,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俨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交替作用下形成的"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正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巨大阻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运用"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是融合异种文化后的创新,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当代中国法治生成模式探微

西方法治的生成主要有赖其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基础的同时同向务实;以法治生成所依凭的社会基础的来源不同,西方法治的生成模式分为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大类;当代中国在对法治生成模式进行选择时,应当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以人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实体价值的问题.     

现代西方法治价值转向的人性根基

法治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发展的途径和有益的经验。在西方文明内部,法治在基本理论和制度实践方面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二战以后法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注重法治的工具价值转向关注法治的实体价值,将人的尊严与自由置于核心地位。这种转变的内在动因来源于人的本性,在根本上是对人性的回归。     

法治和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法理学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我国传统"礼"的规范与"和"的精神的复古情怀和批判的继承.在分析了法治的内涵和中西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不同的法治观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在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按照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理路进行,这样才能使社会的建构、制度的改革朝着现代法治和民主的方向前进.     

简论和谐社会构建中"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法的价值观的思想主旨是"以人为本",而"人"是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法应以普遍的人性、自由、权利、个体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而这种思考、关注、把握与探索过程的产物便是法治.     

法家法律观和"法治"理论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本文分析了法家对法律的概念、本质、起源、作用等基本法学理论的独到见解,以及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和推行"法治"的方法,剖析了法家的"法治"绝非真正意义的法治,它和儒家的礼治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手段.     

我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

中国法治现代化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其基本的路径就是以西方法治模式为标准进行框架的构建,以"变法"为基本手段进行法治的建设.然而,至今为止所进行的所有法治实践都很难令人满意,究其原因在于忽视了中西国情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西方法治建立在"同质"的文化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对"礼"的认同已经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破碎",呈现的是一个"异质"的局面.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进行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必须正视异质化的国情,必须依托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注重法治的本土培育.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良法之治－－评《良法论》

文章认为推行良法之治是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良法论》一书从良法及标准的学理探讨 ,良法的价值标准、良法的程序标准、良法的形式标准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良法及法的良性化等方面对良法进行了论证。该书是一本法理学力作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吗？

礼与法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但由于他是在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礼”这一概念,因此他的“礼治社会”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双重的含义无法的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我们在把握费老的“礼治社会”时,应该把它正确理解为是主要依靠传统来应对生活需要的社会,而不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借助法律来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     

和谐社会之历史源流与宪政分析

中国和西方古典和谐社会思想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形成了一套以“和谐”为根本价值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中涉及社会理想、伦理道德、治国理念、民本思想等等;西方古代的合谐思想包含公平与正义、城邦公民的公共利益、限制君主权力滥用等系列内容。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性与追求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宪政的根本价值内核也在于将人置于崇高的地位,二者相通之处都在于凸显人、尊重人、保障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既是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也是宪政的根本出发点。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制与完善——兼论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协调

商业贿赂是指在经济、金融或者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交易机会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包括第163条、184条第1款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005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现行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与之尚存在一定差异。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应重新解释第163、164条的罪名;增加单位刑事责任;扩大贿赂的范围;修改既遂的标准;完善关于间接受贿、间接行贿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数额较大"等构成要件。     

西部大开发与法治环境优化

优化西部法治环境,是落实党中央开发西部的政治承诺、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方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从西部地区自身特点出发以及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和借鉴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经验的必然。西部开发应抓紧制定一部《西部开发法》作为基本法,并制定特定地区和特定领域的专项法律、法规。西部立法应有新思路、新机制、新制度。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德国吕特案判决五十年来的社会影响

1958年1月1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吕特案做出的判决，曾经引起德国社会极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该判决确立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宪法的适用效力可对私法产生间接的辐射效应、客观价值秩序可作为基本权利与私法益发生冲突时的衡量标准、表达自由在基本权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等等，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共识。50年后的今天，德国法学家对这一判决的历史价值仍表现出持续关注，并做出更为系统的评价。吕特案判决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普遍适用于战后西方国家的用于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范式。     

祛魅与赋魅：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比较

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是始于祛宗教之魅,而止于赋理性之魅;中国社会则是始于祛政治之魅,而止于赋理性之魅。对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的“祛魅”差异性以及“赋魅”共同性的对比研究,可以提醒我们在构建法治国家时所要排除的障碍与西方有所不同,不能用西方的“祛魅”方式化解中国的“赋魅”危机。这样才能使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在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得到更新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