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

律师新的执业权限的扩展打破了原来诉辩的制度平衡，作为对应制衡的检察机关，理应从制度层面上提升并完善权力配置。为此，应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检察机关内部审查制度。     

论我国检察职权的优化配置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职权的配置必须遵循独立运行和分权制衡原则。优化检察机关职权配置，必须完善权力实现机制、改革管理体制和创新工作机制，并对公诉权、侦查监督权、民行检察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等权力配置进行制度创新。     

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以检察机关制度完善为视角

我国于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使律师的执业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打破了原来诉辩制度的平衡。因此，制衡的检察机关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提升并完善权力的配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可在检察权的完善、检察职能的内部配置以及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检察机关内部审查制度等方面加以应对。     

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的地位及检察权性质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关系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的角色功能定位及作用的发挥.检察权是具有独立属性的国家权力,检察机关的定位及其检察权的属性是在宪政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在强化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权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督是进一步完善检察制度的重要方面.     

如何发挥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优越性

发挥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优越性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落实《宪法》对检察机关独立性定位，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与地方权力制约关系；二是强化外部监督，检察权在制约中实现有限制的独立；三是扩充检察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落实。     

对人民监督员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

检察工作是司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承载着公诉权并贯穿整个刑事讼诉的始终民众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外在体现和内在要求，在检察领域民众参与检察一方面体现司法的民主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各国在民众参与检察的道路上进行着不断地摸索和制度创新。目前比较典型的三种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模式、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和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目的是在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方面，由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和参与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和撤案决定的过程，改变监督者在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上没有外部监督的格局。检察院主动接受外部监督推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毕竟在现行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没有根本性改变之前，这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通过民众参与检察的方式可以促进检察工作公正有效的进行。笔者在此从人民监督员代表性、人民监督员的实效件等方面讲行探讨．     

论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置之合理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积极拓展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外部监督路径的一项重要尝试,符合权力禀赋、权力制衡理论。该制度兼顾了个案监督手段之刚性与社会监督范围之广泛性,消除了检察机关与涉案人之间以及检察机关与社会各界在案件处理时认识上所存在的矛盾与偏差,树立了民众对司法的信仰和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监督者如何接受监督”的司法难题,是中国检察制度的实践创新。     

中国宪政体制下审判监督的必然性及改革探索

权力监督与制衡是政治学和法学中的重要问题,但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制度中的权力监督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具体到审判监督制度,在都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美国和我国,却分别选择了陪审团模式和通过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模式。为了更好地配置司法权,有三种监督模式可供选择:建立陪审团制度,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建立专门机关实施审判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与法律监督机关相结合的监督模式。第三种监督模式比较适合中国国情。     

行政检察监督权研究

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检察权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其担负着保障宪法、法律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和权力平衡功能。笔者认为，检察权主要包括公诉权、审判监督权和行政检察监督权等内容。行政检察监督权，是指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活动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力。     

检察监督权的变迁与重构

新中国的检察制度在实践中起了重要的权力纠偏和制度补充功能。目前学者对检察机关将行使公诉权作为其主要权能没有争议，争议的是自由裁量权大小及其约束的问题。而对检察机关是否拥有监督权、检察权是否就是法律监督权争议也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国政体中是否应该有独立的监督权；检察机关是否有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