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债务可持续均衡模型,根据该模型推导出四个基本命题来阐述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内在机制。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如果欧元区成员国债券利率大于实际经济增长率,该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会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政府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由原有债务水平和政府信誉高低决定;加入单一货币区后一国政府可维持的均衡债务水平下降;如果政府实际债务水平超过最大可维持债务水平,债务水平将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2008—2020年俄罗斯地方政治态势演变及其影响

2020年1月,普京宣布政治改革初步方案,俄罗斯政治将在联邦层面发生巨大变化。同年9月13日,在俄罗斯地方选举中“统俄党”大获全胜。普京的一系列政治操作——政府重组、宪法修正似乎已初见成效。实际上,俄罗斯政治在地方层面上已经发生许多变化。通过使用python语言自编程序从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抓取相关数据,本文研究了从2008年至2020年的情况,发现普京及“统俄党”在地方政治中的支持度明显不如在联邦中央,自2018年以来其他党派赢得一些地方选举的趋势仍在延续甚至加强,但“统俄党”在地方的表现未直接影响到联邦层级。从政治、经济、民生角度解读俄罗斯地方与中央政治态势的显著差异十分重要。未来俄罗斯存在普京续任总统或“统俄党”顺利推出新人执行类似普京政策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统俄党”落选反对派上台的可能性。俄罗斯政局的下一个重要观察点是2021年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     

互动中的普京外交调整与国内改革

9·11事件之后,普京政府抓住国内经济改善、政治结构趋向稳定的时机,大幅度推进了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大多数民众对普京调整美、俄关系持肯定态度,政治精英层面较民众而言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心态。 俄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战略调整的同时与其他非西方国家接近,也表明俄作为一个欧亚大国毕竟有着不同于一般西方国家的广泛利益。普京政府正是在大国关系调整的背景下,稳步而又积极地推进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     

应对挑战与积极外交:2019年俄罗斯的内外政策

普京开启总统第四任期以来,俄罗斯面临政治稳定的挑战与经济增长的压力。2019年,在政治领域,普京直面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受挫的现实和普京民意趋势走低的挑战,在治国理念上从官方层面倡导"普京主义",并坚决抵制西方政治干预,确保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基本完成预定目标,维持了政治稳定的局面。在经济领域,面对经济停滞不前和民生水平下滑引发民心思变的社会情绪,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曾寄希望于"突破性发展"战略的有效推进,但由于经济结构、投资水平、劳动力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效有限。在外交领域,着眼于国家利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依然是深化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管控与西方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外交举措。2019年,中俄关系继续向好,稳中有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总体看,俄罗斯国家特质呈现动态均衡性的特点,但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     

民主的倒退?--普京与新一轮俄罗斯国家体制改革

普京新一轮政治改革措施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是改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制度.反对者认为,普京的改革是从联邦制向极权制过渡,无疑是政治自杀.赞同者认为,普京的改革是符合加强联邦中央政权的总方针的,与民主毫无关联.普京新一轮政治改革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关注.     

法国政府的应急安全机构与运行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体制下,法国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应急安全治理体系。该体系包括一系列相互协调的应急安全机构和运行机制。法国主要的应急安全机构有内阁会议、中央日常管理机关、内政部与相关各部、国家专员和地方政府等。运行机制包括危机预警、危机应对的中央决策、地方各层级的危机干预以及应急安全的评估和监督等。     

普京中兴论析

普京执政三年来,政治上,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政权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措施,改变了俄罗斯独立以来地方势力坐大、寡头为所欲为的局面,理顺了同国家杜马的关系,确保了政局稳定;经济上,谨慎地推行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打击影子经济,国民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外交上,以国家利益为重,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大力拓展外交空间,全力以赴地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从过去这三年的施政绩效来看,俄罗斯已经迎来了一个“普京中兴”的新时代。     

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

普京治下的经济复苏,改善了俄罗斯的财政状况,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没有使俄罗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本质:普京八年的俄罗斯经济只是"恢复性增长",而非以投资和创新所驱动的可持续性增长,对能源仍然高度依赖。虽然危机之后俄经济有所恢复,但与能源价格上涨密切相关,其现代化进程任重道远。2012年之后的俄罗斯仍然将是一个缺少竞争力且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出口的国家。     

莫斯科大劫案背景分析及影响

10月23日,莫斯科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人质劫持案件。事发后普京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迅速解决了危机,并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赏。然而,该事件深厚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引人瞩目,它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俄罗斯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普京本人的政治威信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9.11事件至今,俄罗斯通过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和宽松的国际环境,但是要想彻底地摆脫危机,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俄政府的当务之还是要通过正确的策略来解决车臣问题。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

普京执政的20年,对于俄罗斯国家重塑和大国地位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普京上任之初提出的维护国家统一和重振大国荣耀的目标已经实现;与之相比,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现状则与其国际地位和影响不相匹配。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陷入停滞,普京2008年提出的到2015-2020年俄罗斯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的目标,亦成镜花水月。俄罗斯经济发展滞后,既受到全球化周期性因素结束、国际战略环境恶化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也受到自身结构性矛盾的制约。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制约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制造业的衰退、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及固定资本投资的不振。普京在第四个总统任期,再次提出到2024年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的目标,其施政重点重新聚焦社会经济领域,着力解决增长和民生问题。在经济方面,实现多元化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长期政策目标,其目的是使传统产业继续发展,同时使经济结构得到逐步调整,以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未来5年,预计俄罗斯政府在经济领域较少会有大刀阔斧的深入改革,但会通过产业、金融、财政、投资、出口政策的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如何将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的"突破式"发展,仍是俄罗斯面对的严峻挑战。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本文主要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为研究对象,揭示能源领域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俄罗斯政府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要点>,使油气能源成为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政府试图并已经获得能源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行其外交战略,但俄罗斯政府在实施其能源战略与外交的过程中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掣肘.     

意大利公共债务问题评析

虽然欧债危机已渐趋平复,但是意大利公共债务问题的走向仍是影响该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因素,也关乎着欧洲经济和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本文旨在对意大利公共债务问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包括其历史演变、特点及解决前景等。分析表明,意大利的公共债务问题是长期累积而成,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和理解。该国公共财政问题的突出特点可归结为两个悖论,即公共支出膨胀与经济增长乏力长期并存,"庞大政府"与"弱政府"长期并存。这也是其公共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的关键所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意大利解决公共债务问题的核心难题在于进一步压低财政赤字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推进一系列重要的结构性改革,而"强化"政府与适度的外部压力又是推进改革的必要政治前提。     

“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

"普京主义"是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其特征包括但又不限于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的演化。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发展前景。     

俄罗斯与中国公共行政中的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

普京执掌政权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俄罗斯开始进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政治竞争极为有限、非政府组织虚弱、公共媒体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自2000年中期以来,俄罗斯政府治理模式逐渐接近中国模式(特别是把中国90年代末以来的财税集中和再分配政策发展的趋势考虑进去)。对这两个国家的预期之一是会深陷腐败,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即使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依然可以支撑高速度经济增长,但可以明确的是,俄罗斯应对危机失败。这些差异可以用两国行政部门激励制度设计的不同来解释。在中国(与苏联类似),各级党委不仅在行政部门具有权威,也同样对最终结果负责(其成果通过经济指数衡量)。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管理权威集中于总统及其代表的"垂直权力"体系,在中层与基层,并不对该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负责。行政管理与最后负责部门之间的不平衡,破坏和抑制了中层与基层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从组织行为模式看印尼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印尼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其显著特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防疫.印尼地方政府在这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阶段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怎样的联动关系?这些都可以运用艾利森提出的政府决策组织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在大规模社交限制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过程中,印尼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行动均相互关联,各部门间存在显著的联动关系.这种联动关系的存在以及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通执行、制定特殊政策、进行反馈等方式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内容及最终实施效果.随着地方自治制度下地方政府职能的加强,作为中央政府的基层组织,地方政府不再只是机械地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工具,而是所在地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欧债危机: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揭示了欧元区重债国家公共财政的不可持续,同时也将欧元区治理结构的弊端暴露无遗。欧盟受其利益多元和政治体制复杂性以及法律框架的制约,难以独立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危机应对举措。因此,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一软肋充分暴露在市场面前,使危机短期内可能不断反复。欧盟国家要走出债务危机,短期内需建立防火墙,控制危机大蔓延,同时大力削减公共财政赤字,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中期则需改进欧元区的治理结构,加强财政协调和监督;若要最终走出危机,则需提高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促使公共财政走入良性循环。     

普京新政与俄罗斯未来--对普京执政四年的分析

普京执掌国家大权正值俄罗斯处于一个危急的历史关头.他以振兴俄罗斯为目标,横向摆脱财团寡头影响,纵向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全面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四年中普京推出了一系列治理和整顿措施,力图维护国家统一,恢复政治秩序.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

史无前例的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科隆集体性侵案发生以后,欧洲难民危机的政治影响更加显著。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层面上,难民问题导致选民基础发生急剧变化,选民分裂与对抗加剧、反伊斯兰化的团体势力正在壮大、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迅速崛起,慷慨接纳难民的欢迎文化备受质疑,接纳难民的政治决策正在发生逆转。在欧盟的层面,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联盟政治根基的脆弱性,让欧盟基本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以及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遭受重大冲击,疑欧主义政党迅速崛起,某些国家的脱欧倾向明显,欧盟面临着解体的巨大风险。     

中国地方政府对中韩建交的影响——以山东省的作用为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地方分权和国际化两种力量不仅使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也使它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员。以山东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出于扩大与韩国双边贸易和吸引韩国投资的经济需要,极力向中央政府＂陈情＂和＂游说＂,从而为中韩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韩建交的早日实现。以山东省在中韩建交中的作用为案例,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何在地方与中央的多重决策中既充分纳入地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又维护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威,将是今后中国外交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