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主义与作为现场的东南亚——庄礼伟教授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研究

反思是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使命与责任。面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作为非西方国家的、受到启蒙精神洗礼与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熏陶的中国学者,庄礼伟教授始终站在反思主义的立场和视角上,慎思国际关系中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国际关系中人的价值及其消失,以及世界政治中"边缘"视角的意义。面对混合着"传统"与"现代"多重面向的东南亚国家与社会,作为同属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者,庄礼伟教授通过对东南亚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危机与困境、传统东方文明和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反思,赋予作为现场的东南亚研究以普遍的理论性与深刻的思想性。     

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

传统的制衡-追随二分法已不足以描绘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行为,"对冲"这一常见的金融术语因而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话语之中。在对冲日益成为东亚国际关系分析通用语言的同时,对于该术语本身的探讨仍然不足。文章通过理论考察,希望进一步全面认识对冲的相关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对冲兼具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日常政治操作,即组合使用经济接触、制度羁绊和间接制衡等手段,为自身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得利益和保障。另一方面,对冲还是一种转变力量,多种对冲手段的使用滋生或加重了东亚二元格局的不对称强化、地区制度的工具化和制度过剩、规范建构路径的衰退以及不确定性的累进等困扰东亚国际关系进程的诸多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对冲本身难以为继。国际关系中的对冲因此具有双向和转变性特征,成为一个"蹩脚"的学术类比。对冲研究同时包含实然和应然问题。在学术上,对冲是超越制衡-追随二分的丰富而有用的概念;在实践中,对冲本身或许应该被"超越"。     

“Zomia”范式的政治人类学意义及其未来

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经出版即获得了学界的诸多关注,成为东南亚研究必读书目之一,但同时也受到学者们不同角度的批评。《逃避统治的艺术》重新定义了"Zomia"即东南亚山地的区域研究内涵,并指出二战前该区域内存在着一种山地居民为免于国家统治而从生计方式、政治结构、历史和宗教等方面建构的"逃避"机制。尽管我们可以指出斯科特使用史实的错误(如坚持"南诏泰族说")或缺失,也可以批评他忽略了历史变迁的复杂性,但其研究的独到之处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从方法论来看,斯科特在长期消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大胆提出理论假设,这是学术创新的必要路径。斯科特继承了利奇关于克钦人"贡萨"—"贡劳"社会结构的学术遗产,激进地建构了东南亚山地居民以"逃避"为核心的生存模式,堪称西方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一次宏伟实验。"Zomia"研究范式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比如应该勇于跨越边界,从关系主义视角来考察研究对象。通过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比较研究,以交互性和流动性为中心考察其历史与当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文形态,探求新的知识生产格局,有望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作出新贡献的"民族志学术区"。最后,在"post-Zomia"时代,处于各民族国家包围下的山地族群如何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与国家部门和主流社会持续的遭遇、协商和妥协来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将会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世界观问题”为什么没有成为问题?——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

世界从来都是一个世界观多元的世界。我们可以将世界观在世界关系实践——包括历史实践与理论实践——中带来各种问题的现象,称之为"世界观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很少提出并得到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世界观问题"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那么中国学术界热议"天下观"或和谐世界观的意义将得不到彰显。本文从文本和逻辑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在"世界观问题"上的态度为例,研究它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近提出的和谐世界观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

"奥卡姆剃刀"原则强调理论的简约性,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评价标准。尽管如此,从经验上看,在相互竞争的诸种理论中,往往是结构和逻辑更简单的那个理论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广的传播,因而更具生命力。简约的理论未必"正确",但在主观上,简约性符合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水平:人的脑和神经系统还没有进化到能够轻易地记忆和处理复杂知识的阶段,相反,会本能地追求简单便捷;在客观上,简单的理论便于建构和检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奥卡姆剃刀"原则为"工具主义"者所强调,但对"实在论"者而言,简约主义的缺点是重结果轻过程,无视理论过程的真实性。"工具主义"者则反驳说:第一,在主观上,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事实的投射,而是学术共同体的信念和技术操纵的结果;第二,在客观上,理论的真实性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受制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特点,既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既然真实性本身是存疑的,那么简约性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而言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     

"冷战以后的东南亚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6月2日至5日,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与<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冷战以后的东南亚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外交学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郑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暨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执行会长庄国土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副校长杨勇教授致欢迎词.     

《亚洲的高度》

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庄礼伟博士撰写的《亚洲的高度》一书现已出版发行。全书共516页,38万字,分“走近东南亚”、“亚洲的高度”、“‘亚洲价值观’真相”三部分。第一部分对东南亚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民族问题、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课题作出了初步的探索;第二部分收集了一些作者近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国际问题随笔(亚洲部分);第三部分对“亚洲价值观”的实质、真相和国内国际背景进行了发掘和揭示,是目前国内对“亚洲价值观”所作的一个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全书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在学术上有所探索和…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东亚实学与心学思想”——第十四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综述

正实学是一种以"实体达用"为宗旨,提倡"实心""实理",反对"空谈""重虚",以"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潮流和学说。17世纪初期实学相继在中国、日本、朝韩、越南等国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学术,在近代东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建设东亚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文化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作用,具有超越时空及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价     

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马丁·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

马丁·怀特是当代西方最杰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英国学派的建立及其学术传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尊为"英国学派之父"。怀特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他本人研究议题和视角的改变,他由早期的现实主义转向了后期的理性主义。怀特长于运用历史方法分析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并试图从伦理角度对国际关系作出价值判断,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他的思想对英国学派乃至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当代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

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歧见丛生、远未成型、前景未卜的话题。即便如此,对于其已经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观念基础进行反思并不为时过早。通过从两个角度对"中国学派"背后所体现的观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学派"面临的观念困境在于:如果我们批判西方作为深层差异之外在表现成果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会株连到该内核的其他优势方面?在主张中国观念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其潜在的弊端与危害?在中国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只有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文化、文明和思想层面的崛起及民族精神革新之后,才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供思想的活水源头。换言之,对理论的建构者而言,与其循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端而思考建构理论,不如立足于思考中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关于如何塑造强大的积极的个体、如何保持民族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进而思考我们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去稍远,但却能够保证理论应用的品质及其价值维度。     

东南亚研究的文化路径:地方知识、多元普遍性与世界秩序

文化多元多维的东南亚是如何实现长和平的?本文从核心问题、既有发展和未来议程三个方面对东南亚研究的文化路径进行初步探讨。东南亚国家的核心关切是大国竞争中的自身安全与发展。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构建服务于中国崛起的地区文化权力和地区认同。既有文献表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逐步从国别分析和历史考据方法转向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然而,高端研究成果仍显不足,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尚未进入国际主流学界的视野,进而导致地方行为体在本地区问题上国际话语权缺失,难以满足中国和东南亚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强化文化权力、增进地区认同的需求。就学术议程建设而言,东南亚研究的文化路径可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第一,坚持文化多元多维假定,以及多元普遍性的研究导向;第二,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主流辩论对接,首先尝试寻求中层理论上的突破;第三,进行跨国和跨地区的比较研究,重视地方知识和地方能动性对国际进程和世界秩序的塑造作用。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逻辑、路径与问题情境——“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17日至18日,"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此次学术研讨会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从事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比较     

欧盟的“民主赤字”与民主化之路

针对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受困于民主概念的多义以及欧盟性质的含混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本文从代议、参与、社会和经验四个民主视角,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性和政府间性兼具的特殊政体的民主建构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欧盟民主是一种发展中的新型超国家民主形式,存在一定的"民主赤字",但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的民主问题。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欧盟的民主化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尤其是自《马约》以来的20年,欧盟的"民主赤字"已经大为减弱,欧盟已经初步构建起代议为主、其他民主形式为辅的超国家和成员国双重民主制度框架,欧盟的民主化已然取得相当大的成绩。欧盟的民主化是世界历史上首次超越国界的民主建构尝试,它具有混合性、竞争性和弱对抗性的特点,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治理形式的重要探索。     

主权、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约翰·文森特的国际社会观

约翰·文森特是20世纪英国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其国际关系思想的立论基点是现代国际社会的"统一性",并明显体现在他有关主权与人权的相互关系及有关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认识之中。他承认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但又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违反其公民作为个人而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他认为国际社会甚至某个特定国家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对他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文森特的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探讨的主题(即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更在于他能够在赫德利·布尔倡导的"多元主义"国际社会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文森特的国际关系思想对于当今国际社会其适用性虽具有一定限制,但却不失为一种有关当今及未来国际社会的理想模式。     

《东南亚研究》来稿须知

正一、《东南亚研究》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政治学术期刊,聚焦东南亚地区以及相关国际问题的研究,重点关注相关重大和热点国际问题、东南亚国别与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华人华侨等研究领域。二、本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倡导运用不同理论和方法,求真求实,言之有据,鼓励学术探索和创新。三、本刊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来稿请勿一稿多投,力戒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和平共处”历史考察

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首先提出来的。几十年来,和平共处思想经过不断补充、完善、发展成为处理一切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当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国际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繁荣世界经济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提出和平共处思想。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苏联的诞     

国际关系学:从不仅仅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国际关系学从来都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即使西方一直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它也仍然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统一体。纵观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美国的现实主义受到了结构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批判理论的挑战;从学科现状来看,西方的狭隘主义正在逐渐消失;从美国以外的区域来看,欧洲大陆学者在战略研究、冲突研究等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次领域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探索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关系著述,这种新的研究潮流对单纯使用英语造成的思想偏狭能够起到有益的抵消作用。因此,国际关系学并不存在霸权,学术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议程的差别一直存在,而且这种判断也可能适合欧盟和北美之外的地区。     

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回归过去的朝贡制度体系并以此作为其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以讨论王赓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为起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检讨中国的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强调,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和行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简单地使用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往往使人误入歧途。本文试图重新定义权力的概念,表明国际关系并不总是一种零和游戏,其性质取决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同体现形式。从权力是一种非零和游戏的观点出发,本文讨论了中国是如何从历史上的朝贡制度原则转型到今天的国际关系原则的,以及朝贡制度中的开放原则又是如何体现在全球化和开放性区域主义原则中的。     

客观性的探索与主体性的确立——“日本的哲学”课题

真正的"哲学",应该说并不是在一个背离"生命"的、抽象思辨的过程中被捏造出来的学问。倒不如说,它的本质就在于我们的"存在经验的精炼化"。日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具体事象的立场,以自身的存在经验所凝练出来的精神活动为核心,由此来展开自身的学术研究。"日本的哲学"这一研究本身应该说带有了双重内涵:第一,应该是一个学术探索,即如今要站在"哲学的"基础上来认真地、客观地重新探索日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历史传承;第二,应该说是一个哲学研究,即不局限于第一个立场,而是要在"现代"这一科学技术极度发达、文明冲突与异文化摩擦频繁发生、充满了冲突与争执的全球化人类社会之中,我们日本人面对世界必须形成一种主体性的自觉,必须提出并树立起一种新的"哲学性"的"人生观·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