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再生产：智能传播场域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记忆是权力主体借助国家强制力量对国家历史选择建构、对人们的思想发展施加影响并形塑国家认同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国家记忆再生产与智能传播具有内在关联，智能传播是网络环境下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国家记忆再生产使智能传播具有价值承载性。智能传播作为技术工具，算法价值、数据筛选、符号互动在赋能国家记忆传播信度、批判力度、情感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向与国家记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信息茧房”与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流量思维与国家记忆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等之间的矛盾。智能传播场域需要承载国家象征符号引导记忆询唤、优化历史纪念空间传承记忆价值、利用精准推送技术对抗记忆遗忘，有效推进国家记忆再生产。     

西方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及其面临的批判

建构"人民",定位"人民"的敌人,进而确立"人民"对"其他人"的二元世界观,这是西方民粹主义话语政治的内在逻辑。这种话语政治凸显一种反抗性特质,有其特定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根源,前者指向各种经济与社会需求的不能满足,后者涉及政治生活的冲突本质。民粹主义政治的孕育发展依赖其标志性的话语动员策略,即诉诸否定性话语动员、简单化政治和激情政治等手段。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欧美主流政治全面反击,为其贴上了极权主义、暴民政治和不事建设等标签,但是却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论价值缺乏足够理解,对造成民粹主义的制度根源缺乏足够反思。民粹主义的挑战与主流政治精英的围剿周而复始,正是西方政治深陷其中的真正困境。     

网络民粹主义:生成、传播与治理

网络民粹主义以网络场域为传播媒介,立足"人民审判"的合理性这一政治逻辑,形成了从议题构建到社会动员的传播路径。它是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形成与传播的结果。扭转网络民粹主义倾向要采用综合治理的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创造和谐的社会秩序。国家一方面要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则要加强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管,构建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培养媒体的公共品格和公民道德自律。     

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代表性危机的结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主流政党疏离社会、融入国家,由代表组织转变为统治机构,导致政治回应性的弱化。主流政党代表功能的萎缩,促使社会成员转向民粹主义的替代模式。为了控制政策议程,民粹主义政党仍然需要遵循选举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固然挑战了主流的民主模式,但它同样可以在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重构政党体制,扩展政治代表的渠道。只有客观地分析国家、社会与政党在代表性建构中的互动机制,才能准确地认识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

从社会动员的意义上看,各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兴盛与社会权利不平等密切相关,能够区别的特征,在于它反映出来的社会政治含义。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源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且两种因素相互交织,比如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精英阶层一定程度的权贵化与腐化以及底层民众的衰落;二是源于混乱的社会思潮和国家主义价值取向,比如极左或极右思潮、狭隘民族主义。防止民粹主义毁坏秩序和阻止民粹主义演变为大众政治,一是推行法治主义,一是要消除社会权利不平等。但从根本上讲,根除民粹主义滋生土壤需要在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完成社会治理转型和实现公平正义。     

信息时代下的“认知茧房”

<正>信息爆炸时代中个体认知的"信息茧房"会给获取信息的个体造成视屏障碍。西方学者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指出,人们由于习惯性地将自己包裹在由兴趣引导的信息领域,从而像生活在"茧房"中,这样一种现象即称之为"信息茧房"。在网络发达的当今时     

民粹主义的形态演进及其解释路径

民粹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从时间维度来看,先后出现了19世纪后期俄国民粹主义、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两种原生形态,横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经典民粹主义形态,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民粹主义"。不同的民粹主义形态具有不同的解释路径。民粹主义的形态演进启示我们:要从价值观念和价值立场寻求民粹主义的研究共识,在研究视角上要破除西方学术偏见,融入更多的地方经验,在研究旨趣上注重抵御民粹主义诱惑。     

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衰颓与新民粹主义的崛起

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大规模阶级斗争相对缓和,新自由主义乘势崛起。作为新自由主义主流运动的补充,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发展起来。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论,从大规模集体行动的逻辑转向分散的斗争。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大规模社会运动复兴,经济议题回到政治运动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文化和自我意识革命逐步衰颓,新民粹主义乘势崛起。在聚焦经济议题和强调集体行动方面,新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迥然不同,但是从强调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异的角度来说,新民粹主义又把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发展到了极端。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与金融资本的上升期相适应的,新民粹主义是与金融资本的下降期相适应的,但二者都因不理解金融资本的本性而把民众运动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正确的方向。     

审视民粹主义

<正>近年来,从发达的美国和欧洲,到正在快速上升的俄罗斯和印度,再到第三世界的拉美地区,民粹主义都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思潮和运动正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的发展。时至今日,民粹主义全球化泛滥仍在周期性地进行,而且不仅未有减弱之势,反而愈演愈烈。在欧洲,各种民粹主义政党全方位崛起,竞相在国家、地区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实现突破,挤压和占领传统政党的生存空间。在欧盟的政治版图上,已出现了北部民粹     

理解价值观变迁:理论、方法及其当代意义

价值观变迁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由英格尔哈特提出,并在之后长达数十年的价值观调查研究中加以丰富和完善。该理论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经济发展引起价值观的变革,价值观变革的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一核心理念同样适用于解读当今西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如社会意识形态的极化趋势,竞争性政党更加明显的政策差异,日渐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以及生活质量问题进入政策议题等等,种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我们没有觉察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反映到政治结构中来,并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冲突与整合: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机制的建构

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是把治理的理念运用到网络民粹主义这一特定对象上的活动,宏观上属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范畴。网络民粹主义治理作为一种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过程,具有与网络管制、规制不同的内涵和意蕴。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机制的构建,需要处理好民主和民粹的复杂关系,把网络民粹主义纳入到协商民主的轨道之内;需要把网民自发性的政治参与热情规约在制度规范的边界之内;需要修复网络生态,构建网络空间的自我净化机制。     

福利民粹主义的生成逻辑及其政策实践——基于拉美地区和泰国的经验

本文首先将福利民粹主义界定为民粹式的福利超载,即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或践行其政治理念,强力推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带有"政治性分配激励"色彩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此基础上,结合拉美地区和泰国的经验,本文归纳出了福利民粹主义的生成逻辑:客观条件方面,贫富分化导致的严重社会分裂使得民粹式的社会福利政策具备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缺乏法治和社会基础的民主制度则使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有机会绕开体制,实施"福利赶超";主观推力方面,民粹主义政治人物首先使"人民"聚焦于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加剧社会分裂,以吸引"人民"的政治参与和支持,在获取政权后则通过目标指向明确的高强度社会福利激励,将来自"人民"的支持持久化。当然,也不能否认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乃至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在福利民粹主义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多元动因与网络聚合: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机制

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转型、政治变革、心理嬗变、文化发展等多种宏观因素嵌入微观的网络空间并持续发酵所致。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了阶层分化、利益调整和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大众对于平等的朴素诉求在网络空间以民意的方式迅速聚合和集中表达,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民意聚合机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与制度性吸纳相对不足,人民话语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裂缝,构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参与机制;线下大众心理的网络投射、网络大众心理的生成和极化网络舆论的集中表达等环节,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舆情极化机制;商业利益推动下的网络文化媚俗逐利趋向,大众娱乐狂欢隐藏着对精英文化的抵制和解构,二者共同构成网络民粹文化的生成机制。     

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思潮的生成机理、风险与应对北大核心

泛娱乐主义与数字信息技术相结合,以追求娱乐作为价值目的,形成了社会思潮新样态。在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的生成有其内在机理:从主体维度而言,泛娱乐主义产消者的出现将娱乐信息的生产与消费合二为一;从客体维度而言,数字平台的监控与规训编织娱乐“信息茧房”;从主客维度而言,注意力经济的互动更是为数字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便利。泛娱乐主义思潮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助推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造成符号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以及破坏网络空间的道德生态平衡。为有效应对泛娱乐主义思潮在社会各个领域传播所带来的危害,需加强数字平台的监管,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进自我伦理建构,自觉抵制泛娱乐主义话语渗透;实施分类立法,有序规范娱乐市场秩序。     

理性审视民粹主义——基于当下国内社会思潮的论争

民粹主义所指十分复杂,任何一种思潮都不像民粹主义那样难以诠释,不宜对民粹主义做简单化的界定和评判。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下的民粹主义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存在有两面性。把它作为反动错误思潮加以拒斥和围攻是一种非理性的过度反应,正确应对的根本方法是深究并消除引发民粹主义的社会土壤,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打破利益集团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解决好公平、正义问题。     

试论卢梭的民粹主义思想

卢梭的社会政治是极为复杂的,通常认为他的理论带有明显得民粹主义色彩.通过对卢梭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原因以及卢梭的个人气质出发,探讨了卢梭的民粹主义思想产生的来源.并探讨了民粹主义的表现和特征.     

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的网络民粹主义析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赋予了民粹主义新的表现形式。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互联网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其存在形式与表现样态相对于传统民粹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其影响范围大,更具有潜在威胁性。网络民粹主义对我们党和国家工作指导思想、道德秩序、政治信仰与民族精神等方面的消极影响,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当前引领控导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先富带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更迫切要求健全完善网民政治参与机制,引导网民主体,净化网络空间。     

算法传播批判——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自由与秩序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宽和深度的持续推进,算法日益成为影响当今信息传播机制的基础性规则之一。依托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尼葛洛庞帝笔下"我的日报"从预言变为现实,并逐渐发展成为算法传播的全新样态。算法与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在开辟网络空间这一国家治理新疆域的同时,也引申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课题。实践中,算法传播的内在缺陷及其应用失当带来了价值负荷、信息窄化、共识衰退等多重治理困境。为消减由被过分强化了的个人兴趣所产生的"信息茧房"效应,应以优化算法设计、寻求多元共治合力和现有法律框架网络化调适等为突破口,探寻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案,以技术造福人类。     

民粹主义的全球化境遇

民粹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有着复杂紧密的互动、共生关系，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引发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也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必然结果。民粹主义在其全球化境遇中形成了全球联动特征鲜明、左、右两翼同时勃兴而右翼排外倾向尤为显著、反精英主义色彩强烈、反全球化呼声高涨等新的时代特征。当代民粹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生成于各民族、国家间及国家内部全球化收益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滋长于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在缺陷与弊端。通过资本——劳动——市场这一全球化的一般逻辑来对民粹主义追根溯源，对于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民粹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期民粹主义的影响及其应对

社会转型期,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汹涌而至。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当下我国社会呈现出愈加活跃的特征,其声势逼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粹主义是复杂多面的,其既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的、落后的一面。民粹主义具有破坏民主政治、危害经济发展、撕裂社会、危害团结、助长极端民族主义等危害,甚至具有腐蚀执政党合法性、分裂国家的危险。为此,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占领主阵地,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及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等措施,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防范民粹主义思潮的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