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以民法典的编纂为背景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长盛不衰,尤其是继2017年我国《民法总则》颁布之后,作为社会与时代的产物,民法典不仅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的先河,而且从内容来看,其表明全国人大坚持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因此如何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指导下,使得民法典真正切实地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促进社会发展,是我国立法者所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对此我国的商事规范采取内置于民法典,借助于民法总则中的通用原则与"公因式",对商事行为进行补充与调整,使得我国立法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与实践性。     

民法典视域下我国劳动者的健康权保护

现阶段,我国劳动保护结构的捆绑性、工伤保险救济的有限性以及用人单位过错责任机制的缺失性都不利于我国劳动者健康权的全面保护。全面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应寻求多元化保护,不能仅限于传统劳动保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单设人格权编,明确了健康权的保护内涵,突显了健康利益保护的权利属性,切实回应了当前公民健康利益保护的现实需求。因此,将传统劳动保护制度所未能涵盖的劳动者健康利益纳入民事侵权保护进行补足,有利于实现劳动者健康利益保护的最大化。     

刍论我国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之立法修正

对民事执行时效的性质、效力等的认识与请求时效制度的正确建构,关系到民事执行请求权保障的程度。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民事执行申请期限性质的认识,形成了"除斥期间说""法定期间说""诉讼时效说"等,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的立法。从对民事执行时效性质的再认识,反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9条所确定之民事执行时效制度,源于认识错误所导致的制度设计弊端显而易见。为保障民事执行请求权,民事执行时效制度亟待立法修正,应当借民法典编纂之机,将民事执行时效制度置于民事实体法立法之中,平衡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时效制度之冲突,并完善民事执行时效届满后的效力认定程序。     

论民法典的权利保障功能 及其实现机制

正2020年5月28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同时也是第一部以"民"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诞生。这部意义重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权利保障的宣言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     

中外儿童权利保护法之比较——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研究

《儿童权利公约》是国际社会儿童权利保护"宪章"。我国一贯重视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比较而言,《儿童权利公约》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二者不仅在"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儿童角色地位""可操作性"等基本范式方面存在着"国际"与"国别"的区分,在"成长环境""享权者""家庭保护"等具体范畴方面也有着质性上的差异。因此,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之一的我国,务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儿童权利的保护立法。     

以消费者概念为视角的民事法律体系化探析

随着《民法总则》的颁行和民法典的编纂进程,民事法律体系化问题成为学者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根据立法者原意,《民法总则》通过第128条特别链接条款,将"消费者"概念纳入了民事法律体系,进而确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民事特别法地位。但这一立法举措是否合乎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要求,却存有疑问。本文以公、私法的划分为切入点,通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性,以及与德国经验的对比论述,探讨了将"消费者"概念纳入《民法总则》这一立法的不足。因此,为了民事法律体系化的逻辑自洽,未来民法典应不再保留"消费者"这一概念。     

执法与法律信用

当今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法制社会,不仅是个人行为受法律规范,政府行为也同样受法律约束。要使人们知法守法,法律的效用在于执法过程申树立起来的法律信用。如何通过执法建立法律信用,则必须在执法过程申保证法律能够保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高素质的执法者是树立法律信用的关切点;执法必须恒常;执法必严。     

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势在必行

造成社会信用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概括为:一是社会信用管理制度不完善;二是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三是信用主体本身在自律管理和信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四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助长了失信行为的滋生和蔓延。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一是要从树立良好的政府信用做起;二是要强化全社会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加大社会信用的管理、教育、宣传力度。三是要强化信用立法,使全社会信用发展置于法律监督约束之下;四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评级服务制度,加强对自然人和企业法人的信用管理。五是要强化信用主体的内部管理,促进各经济主体自身建设,在建设完善的信用体系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民法典: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正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法律保障我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集大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编纂、审议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颁布实施必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重要法律保障。第一,顺应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的要求。民法典主要以民事权利为主线而展开,在系统确认民事主体所广泛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基础上,明确权利的行使规则,并为权利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民法典     

论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路径选择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我国民法典的制定目标,推动了我国第五次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但在民法典的体例结构、立法模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尽管制定目标明确,还需要考察我国现行民法典的制定时机是否成熟、立法条件是否具备。根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的经验以及民法学理论的准备状况,我国现行民法典应采用渐进式的立法路径,第一步是先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是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第三步编纂民法典。关键是第二步的工作。因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学术理论准备的不足、立法任务的艰巨性、立法技术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出台也是较为曲折的过程。当前需要在学者共识的达成、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工作的启动、理论知识的储备以及社会公众基本法律素养的养成等方面,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从而为我国民法典的顺利出台创造更为有利的时机。     

论民法典编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大法律问题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多种法律手段,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来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法律体系。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3月审议表决《民法典》,还将计划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迎来历史性突破,以民事基本法与行政单行法构筑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将基本形成。     

论基于共享经济"软基础"的信用监管

信誉、信任和信用构成了共享经济运行结构中的"软基础",成为了消费者判断共享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要素。共享经济的"软基础"关系到这一新经济业态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在我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共享经济的信用监管通过信用评估对其相关主体的未来行动能力进行判断,具有稳定、连续、可量化的特性,有助于巩固共享经济的"软基础",稳定共享经济的信用水平,能有效消除共享经济的监管歧视,还是多元主体开展合作监管的抓手,因此信用监管与共享经济有很好的契合性。为了提升共享经济的监管效能,要加强对信用监管顶层制度的设计,推广信用监管工程,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壁垒,净化信用信息数据。     

弱方当事人利益保护在我国涉外消费合同法中的应用——对《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规定了对于涉外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专门做了规定,这在我国立法中尚属首次。而该条的一个最大亮点就在于,通过法律适用条款贯彻了弱方当事人利益保护原则这一冲突法的发展趋势。本文从这一弱方当事人的界定入手,介绍了冲突法上对弱方当事人利益进行保护的价值基础,分析了这一原则在我国涉外消费合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概念不明确、地位较低、联结点僵化等不足之处,提出通过明确含义并确立为基本原则、引入"最有利于弱方当事人的法"的系属公式、增加对网络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等方式,完善我国目前在弱方当事人利益保护方面的冲突法规范。     

市场信用犯罪的刑法学解读

市场信用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市场信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本类罪的共同客体为市场信用;客观上具有侵害受刑法保护的市场信用这一行为;主体为市场经济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上为故意,大多具有牟利性。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市场信用犯罪分为不同类型的犯罪。     

企业信息公示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强化——基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立法研判

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意义重大。作为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配套的"严管"措施,其以建立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为核心的企业信用机制来维护交易安全,通过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的创新,强化了信用约束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当然,其在诸如公示信息真实性和企业不良信息披露等方面,仍有需要予以完善之处。     

社会信用助推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与保障条件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社会信用是影响个体目标和策略选择的内在因素,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是社会治理可资运用的德治工具和心理机制。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这一纲要颁布以后,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得以全面推进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新发展阶段,     

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法人,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民事主体形式,其在市民社会乃至民事立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然而,在法人已被学术界充分人格化的同时,其在精神利益的保护方面仍然无法得到与自然人一视同仁的对待。法人的精神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法人有权利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     

"诉的利益"比较考察

"诉的利益"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法德日等国以及我国的台湾、澳门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都有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亦形成了诸多判例。"诉的利益"在功能方面逐渐由消极方面向积极方面转化,在扩大纠纷的可诉性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诉讼理念为事实出发型,无"诉的利益"概念和理论,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有利益衡量的标准,因此,在纠纷的可诉性方面有着无限的扩张性。     

浅析胎儿利益保护问题——以民法总则16条为依据

2020年5月28日通过的《民法典》保留了2017年《民法总则》新增的胎儿权益保护条款,该条明确为胎儿的继承、接受赠予两项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在继承、接受赠予后的"等",表明胎儿的权益不局限于此。司法实践中对于"等"存在不同的解释,所以对胎儿享有的权益范围出现了争议,如何理解"等"所包含的权益,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本文针对《民法总则》第16条的胎儿利益保护条款的适用提出几点看法。     

政府信用法制化初探

近年来,政府信用危机日趋严重,靠以往的道德自律显然已不足以规范日益崩溃的政府信用市场。政府信用危机亟待刚柔并济的制度安排以及法律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依法行政,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法治是治国之本,执政之基,政府信用法制化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手段。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严格现有法律法规等途径保障我国政府信用的建设,为政府信用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从而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