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力”:技术革命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北大核心

信息是国家能力建构的核心维度之一。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辨识其治下公民及其活动状况的能力,关涉到国家“看到”并“看懂”社会的广度与深度。技术革命是影响国家信息能力建构的关键变量,历次技术革命使国家掌控的组织性技术和物理性技术迭代更新,也深刻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经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在社群机制、科层机制和平台机制的依次主导下,国家“视力”历经模糊到清晰再到高清的连续谱。国家信息能力的逐级攀升,使得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从疏离到交叠再到融合,也延展了国家职能的范围。不过,国家信息能力的高度强化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国家职能过度负载和社会自治运作不振。因此,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要把握好清晰与模糊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在数字化的浪潮下,国家应克制过度理性化的追求,给予社会力量适当的活动空间,从而建设一个兼顾秩序与活力的均衡国家。     

论国家自主性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

国家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行为主体,国家建构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理论着重于对国家自主性的讨论,其经历了相对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到嵌入式自主性的发展。对国家自主性加以考察,可以整合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核心内容,并提出一套复合式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具体到我国包括国家职能的完善、国家能力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培养三方面。     

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

自秦以降,中国即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延续了漫长的岁月。不过,在“长期统一”的传统国家形态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却保持着“长期疏离”,地方社会封闭的“小统治者”实际上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秩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新国家对旧有社会结构进行社会革命,以政权的力量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包含改革社会结构、培育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建立长期稳定的执政根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双重革命,源于党建立国家政权与推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双重使命。这种通过双重革命进行的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它既超越了传统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也超越了西方理论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建构实践,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特点。     

国家能力:涵义、特征与结构分析

国家能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阐述了国家能力的概念、内涵,并对国家能力的特征、结构进行了概括分析。本文认为,国家能力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运用公共权力、履行国家职能,有效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目标的能量和力量。研究国家能力、探究国家能力结构的内在机理有利于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记忆再生产：智能传播场域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记忆是权力主体借助国家强制力量对国家历史选择建构、对人们的思想发展施加影响并形塑国家认同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国家记忆再生产与智能传播具有内在关联，智能传播是网络环境下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国家记忆再生产使智能传播具有价值承载性。智能传播作为技术工具，算法价值、数据筛选、符号互动在赋能国家记忆传播信度、批判力度、情感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向与国家记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信息茧房”与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流量思维与国家记忆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等之间的矛盾。智能传播场域需要承载国家象征符号引导记忆询唤、优化历史纪念空间传承记忆价值、利用精准推送技术对抗记忆遗忘，有效推进国家记忆再生产。     

强化国家能力与规范国家权力: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

现代国家构建应纳入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中去考察.从国家——社会的向度看,国家应当具备有效控制社会的能力,以维持秩序并提供和平与安全;从社会——国家的向度看,为了保障社会中公民和各社会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国家权力应当受到规范.所以,强化国家能力与规范国家权力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使命.强化国家能力就是强化国家的强制能力、监管能力、合法化能力、汲取能力与供给能力;规范国家权力一要使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即实行民主政治,二要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使其在划定的权力边界内依 法行使.     

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能力：现实逻辑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安全威胁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演化的非线性和空间的跨域性等特征。由于以专业化分工和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科层制已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跨界治理要求，因此网络结构成为当前应对风险复合化、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态。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检视发现，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国家安全总体性能力的两大逻辑，制度能力、总成能力和协同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整体性治理的能力基础。研究认为，国家应建构以整合逻辑为导向的治理结构，在制度体系、运作机制和操作性规范等三个层次提供制度性支撑；依靠权威推动和治理技术，实现政府体系的整体性协调；综合运用安全意识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和优势互补策略，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     

国家能力基本理论研究

本文在评析现有国家能力研究的基础上,从国家与疆域内社会,国际体系与个别国家相互作用的内在关联中,确立国家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揭示国家实施对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应对他国竞争与挑战的能力的支撑结构与发展机理,尝试性地建构了一个涵盖国内政治层次与国际政治层次的关于国家能力研究的理论框架。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国家制度能力研究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制度能力是国家的核心能力，它包括制度选择、制度维持、制度监督、制度实施、制度裁决的能力。国家通常通过制订和执行“游戏规则”来行使其国家统治职能，实现其目的。国家制度能力的表现源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并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     

黑格尔的国家观

黑格尔的国家观，既不是试图为现存国家辩护也不是试图建设一个理想国家，它所展开的是国家的合理性。他的国家理想主义，即是自由意识的现象学，是其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的完成。他的有机的国家制度论，同样体现了对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想的综合与超越。“极权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类的普通标签并不适用于黑格尔的国家观，给黑格尔国家观贴上这类标签常常是模糊了而不是清晰了它自身的界限     

合理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在宪政语境下，国家与社会各有其活动边界，但建国后“管控型”政体导致国家过度强势，国家覆盖甚至替代了社会，社会活力被高度遏制，经济增长的动力渐趋枯竭。改革开放承认了私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私权的合法化标志着社会开始脱离国家控制走向独立，“经济人”的本性决定了千千万万个人开始了对财富的合法追求，表现在宏观上就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     

民生-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民生-国家”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民生问题却存在于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中,并为当权者所高度重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生-国家的建构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本文着重从民生-国家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欧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阐述民生-国家建构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建构的相互促动与对立、依赖与冲突的关系,提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应在注重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相对均衡性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同时,还应关注民生-国家这一重要的建构维度。从“民生-国家”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互联网对国家的冲击与国家的回应

互联网的发展无疑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 ,但它也对国家观念及体制 ,特别是国家主权观念及其必然衍生出的基本国家职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国家的司法能力、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的安全能力遭到削弱和挑战。为了回应这种挑战 ,一方面 ,国家应尽量减少政府行为 ,将非政府力量视为互联网发展建设的主体 ,尊重个人权利 ,营造开放的信息流动空间。另一方面 ,国家应发挥领导作用 ,在立法及文化建构等多个层面 ,加强对互联网的规范和引导。此外 ,国家还应树立网络空间的信息主权意识 ,同时应创新政治制衡体系 ,防止自身凭借网络环境下特殊的权力优势 ,施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国家自主性与社会公共职能关系初探

本文通过对“国家自主性”范畴的辨析，指出了国家自主性与社会公共职能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产生受特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的决定。国家自主性问题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的深层矛盾。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由“民主”向“公共行政”的转向，正是国家自主性问题深化的表现。本文最后分析了中国国家自主性的特殊性，并指出国家自主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了保持国家自主性的合理限度．就必须像进行艺术活动那样，恰当地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形势制定正确的政策。     

论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培育北大核心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正迈入全新的技术经济社会即“智能社会”。准确把握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基本内涵,既是夯实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也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应有之义。智能社会社会成员科学完整的国家意识应当是由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和国家意志等主要部分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由于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干扰因素,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培育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主要表现为智能技术干扰国家历史记忆、分散政府权力、稀释国家期待等。基于此,应从正确引领社会成员的国家历史记忆、提高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夯实社会成员共同奋斗目标和共同信仰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着力,加强和优化智能社会国家意识的培育,建立人民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家、自治和空间——列斐伏尔的国家观评析

法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探讨国家理论。列斐伏尔提出“国家是从事欺骗活动的场所”，当今社会是国家“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是文化革命。列斐伏尔对国家空间的分析展示了当代社会诸多领域的新变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村规民约何以转化为实质秩序:建构机制与效能——基于18省份36个优秀村规民约的整体性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村规民约需要通过国家建构,在一定的条件和机制下才能转换为乡村社会的实质运转秩序。以全国18个省份的36个村规民约建构的整体性考察入手,在分析国家建构村规民约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的基础上,探究转化的条件机制。文本层面建构的村规民约,仍处于“嵌入”而未达到“融入”乡村社会的效果,国家建构的规则要转化为运转的乡村秩序,就必须实现国家主导性政治势能与社会主体性社会动能的良性互动,直接运用的政治势能与间接激活的社会动能需要有机结合。强化教育濡化机制、健全多主体协商机制、探索“以小博大”的奖惩机制,应当成为村规民约“深度建构”阶段的重点行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