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三个关系

“有位”与“有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有位”和“有为”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有位”才能“有为”,还是“有为”才能“有位”?意见常常莫衷一是。其实,这是个“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争论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有位”与“有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上下”、“左右”关系一样,你能说清哪个为先、哪个为后?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上”就没有“下”,同样没有“位”就没有“为”,没有“为”就没有“位”,二者相辅相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同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同时更加突     

中华传统道德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

在传统道德中,“忠”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要“忠”必然“公”。“忠”是为国之本,“公”是治国之本,而“忠”与“公”的实现则在于“义”和“廉”。“忠”与“公”属于理念的范畴,“义”和“廉”则属于实践范畴,如果说“胸怀天下,忠公为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高境界,那么,“义”和“廉”便是爱国主义行动的最高表现。     

源道澄明——追寻“存在”真义的哲学历程

1.“本体世界”是从“此岸世界”抽象出来的。传统哲学以彼岸本体世界为图景“设计”和“安排”此岸世界 ,试图建立“人间天国”,这种“违规操作”使它陷入空前危机。2 .“存在本体化”和“哲学本体论化”的深层根源 ,在于哲学思维方式沿用了从科学思维方式中异化出来的极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 ,导致哲学世界观要么指向极端“理性世界”,要么诉诸物性“经验世界”。 3.海德格尔所谓“被遗忘的存在”,其实是一个超越传统哲学视野的“世界”。理解这个“世界”,既不能从“神”,也不能从“物”入手 ,而只能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 4.哲学只有抛弃形而上学固守的神性本体世界 ,退出科学占据的物性经验世界 ,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才能进入自己的“世界”——那个科学无法“分割”、“量化”的“人文世界”     

“中国制造”与“中国信用”

国人很想让“中国制造”响遍全球,这是一种奋发向上的心态。这种心态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然而,“中国制造”诚可贵,“中国信用”更宝贵。如果说,“中国制造”是“银”,“中国信用”则是“金”;“中国制造”是“表”,“中国信用”则是“里”;“中国制造”是“结果”,“中国信用”则是“保证”。     

“悟性”新说

在德国古典哲学文献的翻译中 ,由于译者将德文中的 Verstand一词首先意译为“悟性”1 ,尔后又将其翻译为“知性”2 ,由此使人们常将“悟性”与“知性”等同起来。其实 ,“悟性”与“知性”是不同的两个哲学概念 ,在人的理性认识过程中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 ,笔者试通过对“悟性”的粗略分析 ,探讨“悟性”与“知性”的区别与联系。“悟”的含义在古代汉语中多为“觉”的意思 ,也就是“醒”。如果一个人处于未醒的状态 ,他既不能“知”亦不能“觉”,在醒的状态中他才有“知”和“觉”。而现代汉语中的“悟”,主要是指领会的意思 ,即明白…     

“得”与“失”的辩证法

“得”与“失”,本是一对矛盾。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处理得好,“失”可以转化为“得”,甚至小“失”可以转化为大“得”;处理不当,“得”也可能转化为“失”,甚至小“得”转     

国家概念发展简述

在古希腊,伴随奴隶制的产生,出现了城市团体“poliso”,即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曰城邦国家。古罗马奴隶制的国家也叫城邦国家。一用“Civitas”表示,和希腊“Polis”相当;一用“respublica”表示。“国家”一词由法文“etat”,德文“staat”,英文“state”而来,而英文、法文、德文的“state”、“etat”、“staat”都来源于罗马语“status”(现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相马”何如“赛马”

“伯乐相马”的故事,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识别干部,发现人才。然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再者,“伯乐”是人不是神,由其主观性和局限性导致的失误难以避免。还有,“伯乐”固然在“相马”,“马”又何尝不在“相”“伯乐”？一些狡猾的“马”,投其所好,也有被当作“千里马”加以重用的可能。一句话,“伯乐相马”逃不出“人治”的局限。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马”的素质如何,要看其实际表现,“赛马”的优越性也正在于此。“赛马”是用规则来选拔的,不但有“法治”的优越性,而且能够营造社会正气…     

浅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误区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避免陷入以下误区:“人事管理”还是“人力资源管理”?“家族管理”还是“职业经理人管理”?“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企业”?“薪水留人”还是“事业、感情留人”?人是“成本”还是“资源”?     

“倒爷”与“倒技”

“官倒”倒钱,“倒官”倒权。这二位倒爷,在当今的“倒”坛上,大显身手,各领风骚。前者,是经济头脑,从商;后者,是政治头脑,从政。不过,“倒官”以后有了权,亦可进行“官倒”;可见同为“倒”,“倒官”较之“官倒”,又高出了一个层次。 无论是“官倒”还是“倒官”,在“倒”的过程中都打着官的印记。“官本位”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华大地上蔓延了两千多年;如     

“作秀”缘有“好秀”人

“作秀”,表演是也。这里所说的“作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秀”,而是讲的政界中的“官场秀”。 “宫场秀”,就是善于、精于在宫场里表演。这种“官场秀”,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比如,抓这“工程”那“工程”,办这“会”那“会”,搞这“节”那     

“价值共识”与“宏大叙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理论前提”再认识

自后现代性哲学产生以后,作为“理论载体”的“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质疑,而现实生活世界之中,社会的和谐又离不开人们对“宏大叙事”的认同,即达成“价值共识”.从逻辑角度看,“宏大叙事”的合法性是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实生活世界角度看,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合法性在于,该“宏大叙事”能够体现表征“时代精神”的“价值共识”.无论是从时代发展的视角,还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旨和内容等方面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前提”都堪称具有现时代精神的“价值共识”及“宏大叙事”.     

重“身教”并不意味着轻“言教”

彭子旭同志片面理解了“身教重于言教”这一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含义,以为重“身教”就意味着轻“言教”,或者导致轻“言教”。实际上,提倡“身教重于言教”,是在肯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的前提下,强调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的意义上讲的。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并不等于只要“身教”不要“言教”。就象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并不等于马克思主张只要实际运动不要制订纲领一样。彭文将“身教”与“言教”简单对立起来,看     

“三资”企业党建应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对外向型经济工作干部队伍的建设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数“三资”企业的中方经营者在对外经济的“海洋”里还是“旱鸭子”。有的在“缴足”了“学费”以后学会了“游泳”,有的缴了“学费”仍在学“游泳”,有的干脆甘愿长期当“学生”,听从外商的“指挥”。在对外经济业务交往中显得捉襟见肘,不能“游刃有余”。企业被外商在设备、原料、销售等环节上“砍三刀”吃哑巴亏的为数不少。二是在“三资”企业党的建设中还存     

试论强me心理对青年发展的影响

青年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身体迅速生长和性发育成熟,使青年开始把自己当作思考、认识的主体,使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指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便油然而生,“自我”便产生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青年的“自我”分为“主我”、“容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理想的我”;代表生物本能的“本我”等等。其中,“主我”、“客我”所构成的一定关系,构成了人的心理素质中最重要的一种“自我机制”。“主我”即主体的我,“作为知觉者的我”,“客我”即客体的我,“作为被知觉的我”,英语中的主格Ⅰ和宾格me表示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莫为“补牢”者喝彩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对于“亡羊”后“补牢”,显然人们是褒奖有加的。但如果对一个牧羊人来说,他的“羊”和“牢”是屡“亡”屡“补”,屡“补”屡“亡”,那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 近来常有新闻见诸报端,“××学校坚决清退违规收费”、“××县清理农民不合理负担过百万”等等,显     

“换位思考”刍议

所谓“换位思考”,辞典上没有解释,不过从近些年报刊上使用这句话的高频率来看,所表达的意思是:让职工群众站在领导的“高度”想问题:“假如我是工长”、“假如我是段长”、“假如我是局长”、“假如我是厂长”、“假如我是市长”;让领导“扮”作普通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普通职工”、“假如我是一个普通市民”、“假如我是下岗工人”、“假如我是服务对象”、“假如我是出租车司机”、“假如我是贫困学生”……     

论翻译中“信”与“达”的关系

翻译界关于“信”与“达”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应该将“信”理解为忠实于原文,“达”理解为通顺、流畅。在翻译实践申只有坚持“信”与“达”的统一,才能翻译得更“信”,更“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