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妥协：公共行政领域特殊的价值选择

行政伦理妥协以择恶弃善、择小善弃大善为基本表现形式，是行政人员面临价值冲突时的一种特殊价值选择形式。从起源上来考察，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与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它却真切地威胁着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减少乃至消除这些冲击，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素质以及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内外兼施，实现对伦理妥协的超越。     

公共行政的伦理冲突场景与消解途径

中西方公共管理人性假设尽管殊异,却遭遇并非宿命却又难以避免、普遍而又典型的公共行政伦理冲突场景: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以及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冲突。置身于我国情民意环境下的行政伦理冲突,可以在正义和民主原则框架内,通过构建行政责任模式和推进行政伦理制度化来实现消解。     

论行政伦理研究范式

行政伦理学如果希望不断积累知识,就必须在其研究领域形成公认的理论范式。范式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在基本的问题上获得共识并形成坚定的信念;以共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行政伦理学以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为研究对象,而道德行为归根结底是遵守伦理规范的行为。规范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前者是制度分析的对象;后者是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对象。行政伦理的制度分析和知识社会学分析是理解行政伦理的必要途径。     

论行政道德责任的缘起及实现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在政府责任诸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本文从公共行政的属性,行政道德责任在构建责任政府中的地位,政府规模日趋膨胀及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责任和行政权力的分离、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等方面剖析了行政道德责任的缘起,并提出了行政道德责任实现的法制机制、教育机制、监督机制、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机制及行政伦理人格塑造机制。     

行政之善的双重维度与实现途径

行政之善作为社会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价值期待,有两个基本的展开维度:制度伦理与个体道德。对这两个维度予以科学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行政之善实现的具体途径,不仅将推动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全面提升公共行政人员的素质,使其所从事的公共行政活动最大限度地契合社会所设定地"应然",也极具方法论启迪。     

略论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德治为本”的社会,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光辉的行政伦理思想和丰富的行政伦理实践,其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不能满足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要求,需要对之进行现代的诠释和整合,促进其现代转化,方能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基石。具体来说应该从伦理精神、伦理生活和伦理制度等三个层面来探讨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引咎辞职

解决公共行政“悖论”应当强调行政伦理 ,明确行政伦理责任。引咎辞职制度是公共行政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承担行政伦理责任的重要制度安排。中西的引咎辞职现象都是行政伦理自律与他律的作用结果。     

行政伦理界说

本文从语义学和语用学角度对法、道德、伦理以及行政、公共行政等行政伦理的相关概念作了分析 ,认为行政伦理就是政府过程中的伦理。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 ,文章分别从价值层面、规范层面、秩序层面和治国层面对法、道德、伦理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

行政伦理是以责、权、利的相互关联为基础,以调节个人、组织、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它在现代公共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构建一套现实、合理、完整的行政伦理规范系统,首先必须设定其基础性前提,即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价值取向、棱心价值取向、根本价值取向及目标的价值取向.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人员伦理困境及对策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人员伦理困境表现为行政人员"公共人"伦理价值理念较为模糊,行政人员责任伦理在践行中存在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客观的行政环境转变划分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导致行政人员伦理价值理念定位纷争,行政人员自身因素导致其责任伦理践行困难。为此,在外部调整中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工作,成立责任伦理评议机构等;在内部改造中对行政人员进行伦理价值观教育,使其具备完善的行政人格应是解决行政人员伦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行政伦理化:行政现代化的第三标志

伦理化是继科学化、法制化之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第三个标志和归趋。其基本假设就是诉诸行政伦理可以保证行政人员自觉主动地实现公共责任。行政伦理除了能够督促行政人员自觉遵守行政道德规范和准则之外，还可以促使行政人员正确看待和处理行政关系、形成角色自觉和责任意识、秉持先进的价值理念和公认的伦理原则，从而保证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现代行政伦理化一方面是救治科层制行政体系弊端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现代行政组织应对信息社会压力的需要。     

试析行政责任冲突的伦理决策

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行政人员面临的行政责任冲突变得更加多而复杂,但大多数冲突的解决却只停留在一般决策层面上而未进行深入的伦理决策分析,从而大大影响了行政责任的履行和公共行政组织的有效运作。运用库珀的伦理决策模式来分析典型的行政责任冲突,目的在于培养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正义感,以及保持做出负责任行政行为的意识。     

论行政伦理观

行政伦理观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是国家公务员和各级政府、各类行政机关等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行政伦理观以其深刻的內涵体现在公共行政的各个实践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实践价值;此外,行政伦理观还具有重要的行政学价值。     

公共性研究对行政伦理的影响

公共行政学界存在注重"行政"研究和注重"公共性"研究两条主线,前期前者占主要地位,后期后者获得充分的重视.两者对行政伦理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公共性研究在行政伦理的内涵界定上,许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研究.这种全新的内涵界定,扩大了行政伦理的视野,但是也使行政伦理存在内涵冲突.     

转型期的行政道德冲突

转型期的行政道德冲突沈远新行政道德是国家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它体现了行政职业特点，故又称公职道德或公务员道德。行政道德以＂道德命令＂的方式，通过个人信念、社会舆论和职业道德传统，对行政人员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分析

行政腐败中"服从上级命令可否免责"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疑惑。面对上级错误命令是执行还是拒绝,行政工作中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公众负责,这些"道德选择困境"涉及的正是行政伦理问题。从行政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其结论是:认为行政人员在服从上级命令、遵守法律准则的同时,更应对公众负责,秉持是非观念,坚持道德伦理。就行政伦理困境的产生原因及其道德选择困境的表现来看,构建行政伦理框架应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正确认识行政伦理要求,重建道德的惩戒力量;开启行政人员的责任教育,构建个人伦理决策模式;完善组织制度,提升组织文化;加强行政过程的伦理立法,健全法律监督体系和组织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的社会公共监督。     

行政人格样式及其超越——对行政人的哲理思考

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格是由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有特定功能的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它既有相应的层次,又有复杂的结构。从静态上看,行政人格的基本样式表现为行政资格,它由三种要素组成,即行政人员的自我意识、知识能力和品行,这三种要素的协调平衡维持了行政人格的稳定。但作为动态系统,行政人格结构表现为不断解构—结构—建构的演进过程,即不断超越旧人格走向新人格的过程,而这种超越的关键要素却是内在于行政人员人格各要素中的行政自由。     

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务的价值理论为视角

伦理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个人的良心、社会舆论和政治信念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实现对各种利益的调整,而个人良心、社会舆论和政治理念的背后则是价值理念,因此行政伦理的建设必须首先明确其价值取向,而后寻求行政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公共行政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从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转换,转换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实施,而是含有一套新的价值观.本文拟从行政伦理的基本结构层面出发,在新公共服务的价值体系下探析我国行政伦理的建设.     

现代性叙事下的行政责任伦理阐释

现代性作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与行政责任伦理的诞生有着直接关联。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维与实践走向,使其走上技术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种强调价值性、主体性与责任性的行政责任伦理被提出。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它具有个体与公共、自律与他律、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特质。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应对的视角来看,行政责任伦理理性回应了行政的现代性危机,充分彰显了行政的价值理性和有力地改变了行政与道德无涉的状况。     

社会转型期领导干部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整治

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规范“真空”和追求财富正当性的充分释放,特别是“经济人”理念在我国的植入、确认和在行政领域的适用,使行政领导干部陷于前所未有的行政伦理冲突之中,伴随着其伦理自觉性日渐式微与乏力,出现了行政伦理失范的困境。设计和构建合乎现代治理理念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并输入到现实的行政系统之中,对于走出行政伦理失范的困境,确保领导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