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北大核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是创新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向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转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厘清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要瞄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三是要探索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和专业化水平,即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化治理机制、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扩大和深化公众参与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需要"由"胜任""自主""归属"等三者构成;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要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自我决定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之间能够形成耦合互动的对应逻辑,从而构建了公众参与"动机—动员—机会"的理论框架。依据该理论框架,市域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实践路径包括公众参与"需要"中的"胜任、自主和归属"分别激发出不同的参与动机、政府基于公共价值进行的"动员"以及扩大"动机激发""价值动员"二者交集的"有效机会"。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论析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系统部署。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指挥棒,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风向标。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更高。为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努力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康发展。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工会作为职工群体组成的进步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进程中能够发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和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作用。在落实工会职能的具体过程中,工会陆续出现了覆盖面有待拓展、职能需要进一步落实、运转经费紧张等客观问题,应当着手从优化工会履职尽责法治环境、坚持工会改革方向、加强工会组织队伍建设、提升工会经费使用效能和创新工会工作方式等方面探索破解之策,推动工会多方位、高效率地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绩效治理导向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基于研究范式由绩效管理向绩效治理转变以及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绩效治理的导向。通过坚持公共治理的导向,建立和完善基于公共价值的社会治理绩效评价机制,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和发展公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及鼓励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确实构建起协调运转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和绩效才能得到提升,保障社会和谐、有序的"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才能得以形成。     

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以治理理论推动社会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治理理论并非万能,作为一种后现代指向且尚在发展中的理论,它无法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契合。相对现实社会而言,虚拟社会治理更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给予特定观照。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应通过治理理念重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参与秩序,积极实施从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治理方式创新,以合作与信任为前提重构多元主体关系,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同时明确权责边界。如此,才能真正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决定》看社会公共领域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独特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通过培育理性社会主体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让渡出来的社会管理权力,进而才能激发社会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因此,通过社会公共领域培育理性社会主体和理性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有效机制。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城乡一体化既有别于"城镇化",又有别于"新型城镇化",更区别于城市化。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乡社会平等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治理,客观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进程中,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要在城乡社会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接受政党、国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直至未来城乡社会的"相互"治理。在城乡社会"互治"基础上的"受治理",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并自觉顺应城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社会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阐述了治理理论在三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和特征。以社会治理为例,指出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三大现实误区:理念误区、主体误区和制度误区,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对策。     

县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分析与模式构建

用空间—行动者理论来补充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县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可区分为政治性的行动者、行政性的行动者、社会性的行动者、经济性的行动者以及个体性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县域空间中分享社会治理权力,并基于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而表达从积极的主动施治到消极的被动施治的治理诉求,由此呈现出复杂的治理关系。这其中,政治性行动者和行政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位最为关键;作为主动施治的主体,二者应分别发挥"元治理者"和"治理合作者"的角色作用。据此,县域社会治理应积极构建引领—规约型、服务—保障型以及合作共治型等具有差异化的治理模式。     

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现代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对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规模性、嵌套性和动态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论,并且都试图寻找“治理万能药”,以一种治理方式适用所有情景。然而人类要真正解决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就需要实现“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多样性”的思维范式取代“单一性”思维范式,按照“治理多样性”的新范式来重构治理体制“。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是一种治理的新科学,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行动者、机制、物品属性、结构和绩效”等要素,核心是公共事务与治理系统的有效匹配,实现基于“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多样性是其内在逻辑。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演进和相互调适的过程“。治理多样性”要应用于治理实践,就需要发展出“诊断、设计和学习模型”。     

我国社会组织治理问题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诸如决策不民主、监督机制乏力等治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并且成为制约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在理性分析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的基础上,选择和构建适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治理模式,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组织自身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社会组织促进治理现代化问题探讨

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治理现代化强国,不仅是因为它们拥有完善和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还因为它们拥有发达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拥有良好的自我组织能力。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促进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社会组织能够凝聚民心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能够疏导民意为治理现代化化解共识难题、能够搜集民情为治理现代化带来决策依据、能够汇集民力为治理现代化打造坚实主体。中国要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而早日实现治理现代化,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具体而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进一步降低准入条件,强化过程监管;二是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三是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共青团的作用;四是社会组织要自练"基本功"以强身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