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多元化

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进行若干分类:初始主体与传来主体、物权性主体与债权性主体、既得性主体与期待性主体、成员主体与单位主体、个人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多元化意义重大,但要真正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多元化,我们必须要建立和完善与之相关制度,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估价制度、农民国民待遇制度等。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健全土地管理制度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成为当务之急。改革完善土地制度,必须遵循"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确立更加长久的土地承包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是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措施。     

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 第一，完善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三农”政策的核心问题。应当采取稳健的步骤来界定、确保、扩大农民的土地权利，使农民享有更大的处分土地的权利，减少现行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确定性，推动农地的市场化流转，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一是赋予农民长久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对策探析——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

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也暴露出许多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因此，要在彻底放活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制和政策措施，规范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和土地流转程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等，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健康发展。     

问答

为什么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一政策导向和要求，不仅给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加切实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有利于农村稳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     

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一、土地承包关系,从"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决定》一方面从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出发,强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一方面从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措施。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中国作为一个人地矛盾尖锐的农业大国,农村土地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关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切实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初探

农民土地占有不公平感的增加、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镇的转移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具有了客观必要性。只有建立在一整套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程序、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和户籍制度改革相结合、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机制,才能确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良性发展。     

论土地征收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土地征收意味着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它涉及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的利益。建立科学完善的土地征收制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至关重要。     

强化“不在地”土地权益的保护

这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此条规定是户籍改革的一大亮点，作出如此明确要求后，辛辛苦苦争得一点发展机会的进城“农民”是否可以避免“净身出户”，关键还是在于农民“三权”能行随时随地得到切实保障。     

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偏差——对小岗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完善我国农村工作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有哪些偏差,其原因何在?街道层官僚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为研究对象,以街道层官僚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偏差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道层官僚在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导致公共利益权威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差;分析了形成该问题的三个具体原因,对提高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特点与完善

土地征收是国家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强制调整人民土地权益的行为,属于一种不得已而对合法私权科以的特别负担。由于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缺陷,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行为存在向＂赢利性经济人＂蜕变的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对此,需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进一步明确人民的土地权益,以便形成必要的制衡机制。     

内地农村土地流转何去何从?——重庆实践的启示

基于对重庆农村土地流转实践的调研,本文认为,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化)、农民的非农就业和农业规模经营要求是土地流转的动力。在不同形式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产权仍不够明晰、农民惧怕风险和社会保障不健全是土地流转的主要阻碍因素。在利益分配方面,政府对土地流转的过度介入对农户的权益保护不利,急需完善市场和健全法制。同时,重庆的实践说明,要在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靠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流转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是未来可试验的方向,但应实现土地与户籍制度改革的联动,这是有利于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举措。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土地财政的动因和引发根源尚未有一致结论。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2003—2008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角度出发,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且这一发现具有较好稳健性,官员任期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是因条件而异的,行政首长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相较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官员在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由此得出,缓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官员晋升模式,创新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延长和稳定官员任期是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本文的发现对进一步理解我国官员治理模式,以及有效缓解土地财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陆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探讨--基于两岸土地征收的比较视角

土地征收不可避免，因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既需规范，也需谨慎启动。两岸虽然土地制度不同，但土地征收改革面临共性问题，在基本征收程序设置、利益衡量机制上均具有相似性。相比之下，大陆集体土地征收启动的前提条件失之于宽，政府享有事实上不受限制的征收权并缺乏制衡机制；补偿额未考虑所有权让渡，仅部分弥补使用权价值；在补偿价的形成方式上，剥夺了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共有人被架空。通过适当界定征收目的性限制，转变城镇化建设思路，克制征地行为的启动与征收规模；承认土地集体所有权平等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市价补偿，打破土地供给垄断；明确征收相对人与重构集体经济组织并举，构建开放性的制衡机制，有助于平衡、保障各方利益，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基于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乡城流动、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农村养老需求增长的严峻局势和新农保试点扩面迅速推进的整体性战略规划,以公共政策评估和政策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服务对象的双重视角评估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状况和实施效果,通过对东、中、西部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实态调查,分别获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新农保经办机构人员、农村常住居民三类群体共2779份有效问卷,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通径分析方法,进一步探寻改善政策效果的有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一定程度存在职能缺位、越位,立法、财政、监管责任缺失等问题,而广大农民未能将土地流转潜在养老保障功能与新农保统筹考量,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可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识、提升经办机构服务能力、有效整合养老政策等具体对策,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提高新农保参保意愿、改善政策执行与实施效果。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机制理性分析

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以地方政府垄断经营土地一级市场,征地按土地的原用途补偿为两大基本特征,从而构成了土地管理上的利益驱动,并与兼顾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征地补偿存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与所有非农建设都要征地之间、土地补偿的低偿性与土地价值增值性之间、征地主体地位的强势性与农民利益保护脆弱性之间、征地建设谋发展与让被征地者分享发展成果之间等深层矛盾。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必须实行制度创新,从改革地方政府征地绩效评估机制入手,解决征地补偿、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私法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独特功能

针对如何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所涉法治,既有研究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公法展开,故存在不足,亟待考察私法能否发挥某些独特功能。鉴于公法在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村民与私法的现实联系更为密切,尤其是考虑到私法严格奉行“私法自治”根本原则,由该原则所引申的“私法自治”“合法私利”以及“德法融合”等重要法治意识,不但有益于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而且将极大促进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对相通的、根本性的村民法治意识的良好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