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迫类犯罪研究——兼析强迫交易罪及强迫职工劳动罪

国外刑法除规定各种具体的胁迫类罪名外,还规定了胁迫罪和强要罪.为避免刑罚处罚的空隙,有效保护公民的意思决定自由,我国应增设胁迫罪罪名.不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强迫交易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强迫职工劳动罪,是自然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研究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现行《刑法》第396条规定的罪名。该罪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其流失。探讨该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是否单位犯罪等问题,便于解决该罪的司法适用以及在立法上的价值取向。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为扭转实务部门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行为的被动格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刑法修正案(七)》将该行为犯罪化。在本罪构成特征中,其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次要客体为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在其客观特征中,被组织者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且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以及与本罪相类似的某些聚众类犯罪和其他组织型犯罪。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体器官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在＂摘取未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8周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故意的成立。《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处于缺位状态,这实属立法缺憾。     

对强迫交易罪之“强迫交易”的多维解构

强迫交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异化现象,可以用道德、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多种手段来控制。鉴于刑法原有规定对新近强迫交易行为规制的不力,刑法修正案（八）扩充了强迫交易的入罪范围,加重了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该罪的罪体、罪责和罪量等构成也相应发生变化。用刑法思维处理强迫交易时要理性客观、张弛有度,对恶劣行为要严惩,对一般行为要宽缓。     

对强迫卖淫罪数罪并罚规定的若干思考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实施强迫卖淫犯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对此规定出现了一些争议,包括未能完全体现对被害人人身权利的保护、与刑法罪数理论相悖并可能造成罪刑失衡等.这些争议观点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争议的解决并不至于急迫到立即修法,可在司法过程中予以适当化解.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应主动运用实质解释方法,妥当适用数罪并罚规定,力争在现有刑法规定的框架下,实现对强迫卖淫犯罪合理的定罪量刑,以求得犯罪处置的罪刑均衡.     

挪用资金罪若干疑难问题之考察——突破实践困境的可操作性方案研究

挪用资金罪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型犯罪。修订的新刑法中增设挪用资金罪是我国刑法分则规范的发展和完善,这对保护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挪用资金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也为刑法理论和司法认定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文章对挪用资金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准确把握该罪。     

论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各国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日益宽泛,刑罚日趋严厉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过高,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措施呈现出明显的轻刑化趋势,似乎是不符合知识产权刑法规制的强保护政策,因而如何看待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入罪门槛”的规定以及我国刑法中的相关法律制度,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过失论对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完善的影响

刑修(八)对重大环境污染罪进行修改,通过实行行为前置使该罪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由过失犯变为故意犯,虽然强化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刑法规制,但依照我国刑法贯彻的旧过失论,没有惩处过失危险犯的空间,因此仍然存在环境法益刑法保护不足与环境污染犯罪化需求间的矛盾。有必要借鉴德日刑法中通行的新过失论,强化风险社会中行为人的结果避免义务,为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过失犯提供理论支持。     

"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之解读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所新增加的犯罪。根据立法规定和罪名确定的基本原则,其宜称为“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进行乞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实践中,应当厘清它与违反治安处罚法的一般违法乞讨行为、拐骗儿童罪、故意伤害罪等的界限。     

论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不能成立单位犯罪——以经济分析法学为视角

将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会导致大大降低相关犯罪的刑罚成本,并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预防。根据以经济分析法学方法进行的分析,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均不宜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将寻衅滋事罪分解的可行性探究

实践中在审理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案件的时候,首先要弄清他们各罪之间的界限问题。由于上述罪名在客观方面的行为、主观方面的目的、客体以及犯罪对象上都有交叉重叠,使本应明晰的界限变得模糊,不能明确辨析,从而直接影响了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文章以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为例,分析了传统上对两罪界限认定的观点,提出了将寻衅滋事罪分解的观点,并从刑法学理论上阐述了这一观点的可行性。     

单位犯罪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其具体范围存在不同的认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易区分。同时,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尤其是单位犯罪与有组织犯罪二者的关系,需要认真研究。     

抢夺罪相关问题探析

近年来,公安机关多次开展打击抢劫、抢夺犯罪专项斗争,取得一定成效,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此类犯罪的上升势头。笔者仅就“两抢”犯罪中抢夺罪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一是对随附性暴力抢夺行为性质的认定;二是建议修改抢夺罪的认定标准,加大抢夺罪的查处力度;三是完善和规范相关的司法解释。     

法治理念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革新与完善,促使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理念向“由证到供”型方式转变。当前职务犯罪呈现的新特征凸显适用特殊侦查措施侦破案件的必要性,并迫切要求立法上的支持与完善。     

网络犯罪管辖权问题研究

在现行刑事案件管辖制度的基础上,网络犯罪管辖权应进一步细化联结点并确立优先次序.不同类型的网络犯罪在管辖权设定上的关注点应有所不同.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应当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一致、案件的全面覆盖与均衡分布、便利性等价值追求.以实施网络犯罪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为行为地,以受害人发现权利被侵害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为犯罪结果发生地,并辅之以被告人住所地,确立一个分层次的网络犯罪司法管辖体系.     

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理念误区及其修正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构建仍然受限于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实际上，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来处罚单位犯罪，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所处刑罚的合理性，其结论必然是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与理论应然状态的完全脱节。要走出这一误区，就应修正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念，基于单位犯罪自身的特殊性来构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     

浅议网络犯罪证据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类型的犯罪,作案地点、手段等与传统的犯罪均有不同之处,取证成为突破此类犯罪的重大瓶颈。本文通过探讨如何提取及固定网络犯罪证据来改变目前惩处该类犯罪面临的困境。     

基因犯罪及其刑法对策研究

基因犯罪是指利用基因技术所实施的犯罪或者与基因技术滥用有关的其他一些犯罪的总称.不少国家的立法已经针对这类犯罪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防范基因犯罪的发生应当成为刑法的一项重要使命,我国刑法应对及防范基因犯罪的具体措施,一是增设"基因犯罪"这一类罪名;二是对于某些与基因技术滥用有关但却无需通过增设新罪名加以应对和防范的犯罪行为,可以直接依照现行刑法规定的某些具体犯罪加以定罪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