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及启示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国家,并且该程序在英国也得到了充分完善的发展,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明确了受案范围、建立了"犯罪生活方式"标准。而我国的犯罪所得没收程序刚刚确立,存在程序性质不明、适用范围不明、第三人权益保障不力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借鉴英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调整举证责任、明确适用范围、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事实与规范视野下的我国腐败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特别程序的确立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明确腐败犯罪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仅限于刑法典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重大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放松,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积极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立法,运用违法所得程序有效追回转移到境外的涉腐资产。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我国特别没收程序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衔接

新刑诉法创建的"特别没收程序"就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而言,实现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规定之衔接是其重要的立法意旨,该程序中特别的诉讼客体、诉讼性质、诉讼程序等核心内涵的生成与贪污贿赂犯罪呈现的新趋势和《公约》的相关规定密切相关。在适用该程序中,应当关注《公约》的基本精神和相关制度规定,把握好该程序的价值功能,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范围以及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收财产刑与特别没收的适用

严打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刑事政策的共识。打黑过程中存在没收财产刑适用标准不清、违法所得认定标准模糊、犯罪工具认定过宽等问题。应当对《刑法》第五十七条进行限制解释,准确认定违法所得,严格限定犯罪工具,明确没收财产刑适用的具体标准。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举证责任倒置是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中的重要问题,是哲学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理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高法院于1992年《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七十四条对此作出了初步的规定。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则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一、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和确定理由。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一方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是由欲否定此主张的对方当…     

洗钱罪主观方面之证明

我国《刑法》及《反洗钱法》都规定了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须为明知,而如何证明洗钱犯罪嫌疑人的明知则是洗钱犯罪诉讼证明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仅有嫌疑人的自认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明知的存在,还需要有其他证据来予以补强。这可以通过利用间接证据或推定来获得。此外,利用举证责任倒置而确立嫌疑人的有限举证责任,并以此来证明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也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做法。     

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设立,将对完善刑事诉讼体系,强化对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打击力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上的模糊不清,当前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及证据规则存在较大的争议,导致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在属性定位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其证明对象包括犯罪事实、违法所得事实和程序性事实三个方面;在举证责任上,应当由检察机关承担一般举证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利害关系人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在证明标准上,应当区分"对人"和"对物"而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也就是对犯罪事实的证明采用"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对违法所得事实的证明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以合理调整检察机关和其他当事人的举证难度,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总结各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追回资产的直接和间接追回机制。资产追回机制的确立旨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指引下，基于对人权、正义以及秩序的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的现实需求采取有效机制，扣押、限制和没收犯罪所得，并为此展开国际合作。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依据

证明责任分担依据决定着各诉讼主体对证明责任的承担,并决定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在刑事诉讼中,传统理论对证明责任分担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法领域中进行.事实上,我们从世界各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现状中可以看到,控方一般只对犯罪本体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对排除犯罪成立的要件包括"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则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上述分配实际上根源于实体法领域犯罪构成的推定机能,正是这种推定机能使得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了合理地分配.     

利用电脑贪污犯罪的行为方式初探

鉴于我国利用电脑贪污犯罪案件不断上升的现状和趋势，为积累打击和预防利用电脑贪污犯罪的司法工作经验，本文联系司法实践，围绕利用电脑进行贪污犯罪的行为方式之内涵、模式类型及行为方式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论探讨及案例阐释。同时，对于制约电脑贪污犯罪行为方式的形成及其运用这一新课题作了探讨和论证，以有助于惩治和防范利用电脑实施的贪污犯罪。     

居间受贿犯罪定性与数额问题研究

居间受贿犯罪,是通过各种方式勾通、引荐、撮合行贿和受贿犯罪顺利实现的新型贿赂犯罪。居间受贿人原则上应成立受贿罪的共犯,但也存在成立（斡旋）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的余地。受贿额数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不需要行为人具有明知和容认,只要有预见可能性即可。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帮助司法者减轻不必要的证明责任。     

论犯罪构成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兼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完善

由于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因此,自犯罪构成推定功能产生之后,部分要件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这就意味着被告人一旦证明不能,就要承担败诉风险,这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证明责任开始分化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其中,推定转移给被告人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而并不转移说服责任.我国犯罪构成由积极要件构成,缺乏消极要件,从而造成推定机能丧失.为此,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以恢复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功能.     

刑事证明主体浅析

证明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主体问题是刑事诉讼证明的首要环节,因此刑事证明主体问题的明晰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刑事证明主体理论由于一直受到片面认识论的指导,使得证明问题与查明问题互相混淆,进而导致刑事证明主体的认定范围也过于宽泛,文章从证明责任和证明对象角度对刑事证明主体的范围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最终确认我国刑事证明主体的实际外延。     

论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

诱惑侦查是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但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除了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在陷阱抗辩中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奥运法治安全与犯罪预警机制的构筑

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呼吁通过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市场主体的严格管理、规范行政执法、在执法中给予人性关爱、重视制裁小腐败、消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断带等方面,求得社会矛盾解决在尚未激化为犯罪的阶段,以期减少犯罪的发生.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恐怖主义犯罪预警和流动人口犯罪预警的基本架构.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确定

近年来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工作中存在起刑点标准不一,定罪数额标准越提越高,犯罪数额对量刑无足轻重,以致影响国家刑事法律在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通过剖析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表现形式,提出了"应以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年度平均工资为参数,以动态表述的方式在立法上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的观点.     

西部大开发中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西部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产生有关问题的分析 ,预测可能出现的职务犯罪类型 ,其中包括投标招商过程中、行政审批过程中出现的职务犯罪 ,贪污、挪用款项、职务侵占等职务犯罪 ,移民过程中出现的职务犯罪 ,“保护伞”类的职务犯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