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全球化与和谐世界

人类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带来全球性问题,需要科学、理性、民主的全球治理。中国主张“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是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理念。     

治理算法化的证成与风险: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属性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对于治理领域产生的变革要求在理论上予以重构与创新,将人工智能置于治理的内部“理论证成”与外部“风险识别”的二阶结构中提出并论证治理算法化这一分析框架,不失为一条在人工智能时代探讨治理变革的有益进路。治理算法化成立的先决条件除了“可计算化”模块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重塑治理的边界。其源起既是治理信任补强之需,亦有个体化时代建构集体行动之必要。治理算法化应始终秉持以人为尺度的应用逻辑。治理算法化存在“道”与“术”的异步困境,即存在商业逻辑优先于治理逻辑、算法偏见内化为公共理性、技术权力泛化为液态监控以及拟态真实取代治理情境等风险。因此,治理算法化仍须进一步促进技术与人的和谐关系。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诚信政府是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诚信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治理是有机统一的,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当前诚信政府建设面临着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行为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决策层面、执行层面等方面破解难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应用逻辑、重要议题与未来突破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升级,其核心要义是实现民心治理。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技术特征,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紧扣重构政府与社会各主体连接,提升治理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个切入点;确立包含云端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体系设计;建立起包含转变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思路,引入多主体参与智能化应用开发,创新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模式的完整政策体系。未来,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还需落实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的加法,做好政府非法定职能的减法,发挥人工智能提升治理能级的乘数效应,运用除法思维找到共治的最大公约数。     

挖掘高新技术 打造智慧公安

从信息化发展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也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现代手段支撑城市建设,已成为加强城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但催生了社会管理模式和实践方式的新挑战新变革,还为推动公安工作深入开展创造了新动能和新机遇。高新技术的发展直接决定了新时代公安工作不再是以"人海战术"为主要手段,转变为主要依托高科技、智能化,实现社会管理的智慧化精细化。     

论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方法、视角与维度

赋值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赋值研究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从分析视角来看,表现为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形态和人工智能体对国家治理的多重赋值和多源性影响作用。从分析维度来讲,表现为人工智能从赋益、赋义、赋能、赋权、赋则和赋责等多维度影响作用或赋值国家治理,甚至推动国家治理从"人工智能+国家治理"的形式赋值质变为"人机智能治理"的实质赋值。选择"赋值"术语工具、赋值理论和赋值分析方法,以分析研究人工智能影响作用国家治理,将有助于探明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而推动智能政治学以及国家智能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     

民事权利与社会治理模式问题探索

在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和现代化是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必然选择和战略任务。法治和社会治理的价值判断与利益选择是一致并相互契合的,即保护民众的民事权利与最大福祉,这就势必要求建构以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借助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水平。     

人工智能发展与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在大数据、云计算、超算、精算、速算的演进和推动下,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生产生存交往方式,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人工智能为政府治理带来了决策质量与行政绩效提升、治理体系精细化以及政民互动等发展机遇。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挑战。优化政务数据流程和整合质量,加大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政务服务数据安全体系,升华行政伦理和规则治理理念,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创新治理能力并优化治理方式,以促进智慧政府文化自觉。     

人工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表征、危害及治理策略

科技创新每前进一步,思想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人工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显现出历史解读选择化、历史史实边缘化和传播方式娱乐化的表现特征;存在歪曲历史史实、弱化历史认同,否定历史结论、曲解历史价值和宣扬西方文化、消遣中华文化的危害。对人工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治理需要坚持科技与法治相统一,建立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坚持科技与教育相统一,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教育体系;坚持科技与文化相统一,打造以红色文化为引领的人工智能文化生态。     

新时代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内在逻辑、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发展空间和理论基石,成为必然选择和力量源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时代性是契机、专业性是核心、制度体系是保障、人工智能是助力。     

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治理环境的变迁及其调适与创新

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应用形式的演化催生出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使媒介受众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发生变化，推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产生出一系列变化，从而对政府的治理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为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治理环境变迁的内在机理及外在表征，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的适应性路径，创新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走向共和:自治重心下移导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原有的基于农业和农民的乡村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变迁中的基层社会,探索一种能够有效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政治条件。以自治重心下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是适应乡村变迁诉求的有益探索,彰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也是对共和主义以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获得感提升为圭臬的核心理念的重要实践,开辟了村民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新空间。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地方治理：研究发展、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我国正从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地方治理的主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地方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农村社区化中基层政权能力建设；在城市基层政权方面，地方治理表现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力量的发育；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城市群与区域发展需求将协同治理提升到新高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治理必然是在农村、城市及其二者关系的变革中前行，这是个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关键在于将治理理念转化为政策工具。     

后疫情时代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研究

进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之一,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风险社会的一次鲜活注解。疫情影响下的社会风险呈现出风险生产的内生性、风险建构的主观差异性以及风险演变的叠加性等特征,而风险治理面临着难以准确预测、难以有效应对、难以分责追责的行动困境。提升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需要提高风险意识、加强舆论引导和推进多元治理。     

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形态创新及其趋向分析

国家治理形态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对复杂公共事务采取联合行动过程中形成的相互间关系的结构化状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形态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共治,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形态受到一定的冲击与挑战。本文考察了大数据时代的内在特质,揭示了大数据时代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形态产生的挑战与契机,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商治理这一新型国家治理形态,并深入剖析了其内涵、基本命题及其与"三元共治"形态的异同点,最后论证了协商治理何以能够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冲击与挑战。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现代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

现代性是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基本原则,它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治理结构,本文借鉴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试图探讨找到现代性社会治理困境的出路、建立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治理观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