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监狱与上海监狱制度的现代化初探

上海租界是上海现代化的起源地,在租界里开始了上海现代化的脚步,上海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也肇始于租界。提篮桥监狱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具有现代化监狱管理制度的监狱,是租界监狱的代表作,也是上海监狱制度现代化转型的缩影。因此,上海监狱制度的现代化始于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以其精良的设备、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影响着上海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传播着西方现代监狱文明理念。     

域外管制约束机制对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借鉴意义——基于韩、澳、加三国相关制度考察

管制本身是中性的,合理的运用有助于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过度管制则会束缚企业的竞争力,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在拟定管制政策时,有必要进行自我约束。今年来,重视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国家都强调"管制约束机制"建设,韩国建立了以公平交易委员会为核心的管制政策竞争影响评估机制(Competition Impact Analysis,CIA),澳大利亚建立了直接向政府最高决策机关负责的管制效果分析机制(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RIA),加拿大则由中央政府推行精细化管制改革,在管制领域全面实施精明管制(Smart Regulation)制度。上述管制约束机制建设的目的明确,手段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和借鉴。     

价格管制与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

为规范公立医院的用药行为,控制医药费用上涨趋势,政府采取了医疗服务价格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管制、药品加价率管制等多种管制措施。但因缺乏整体约束,且管制措施缺乏对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考虑,现有的管制措施未能达致抑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趋势,反而使医院"以药养医"现象愈演愈烈。医院/医生"多开药、开贵药"行为策略中蕴含的激励机制,也向医药产业链的上游传递,致使药企逐渐放弃对廉价药的生产。政府价格管制政策的失灵说明,对现有医保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医保机构与公立医院之间的价格谈判机制,才是"以药养医"的解决之道。     

1928—1931年:沈从文在上海

1928年至1931年间生活在上海的沈从文,获得了特有的都市观察与生活想象,作品中存在着独特的都市文化体验,其创作经历了明显的嬗变过程;上海时期的作品也更多地植入了情感纠结、租界体验和"乡下人"与都市文明的冲突与对抗。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2004至2016年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研究--以1937-1941年的上海为中心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上海“孤岛”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通过抗日文化宣传、组织联谊性活动及合法性社团等多种方式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抗日爱国力量。尽管1941年租界沦陷后党组织及抗日力量不得不实行隐蔽和转移,但总的来看这四年的统战工作适应了抗战大局的需要,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实践。     

出租车行业管制:一个街头行政议题

出租车行业准入、价格、数量以及安全和服务质量管制政策兼具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出租车营运兼具独立性和流动性,其管制效果严重依赖于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行政能力。一线稽查因处于开放的"街头"空间,依赖于半正式行政人员,是稽查人员与驾驶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容易爆发行政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街头行政发展出了中间层、分类治理和联合整顿机制。这些机制部分解决了街头行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却并未改变街头行政属性。出租车行业管制亟需通过新业态的形成改变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官僚角色。     

中国石油管制的现实困境、两难选择及破解之道

本文首先从内在的路径依赖性和外部的国际油价冲击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目前我国存在石油管制的根本原因；其次，着重阐述石油管制面临的现实困境和两难选择；最后，运用AD\|AS模型深入考察我国社会福利在不受政府管制和受到管制两种情景下的损失情况，并根据相应结论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美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模式研究

美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经历了以法令为基础的管制与命令模式、以成本与收益为基础的市场激励模式及区域共治模式三种类型。管制与命令模式可再细分为以地方和州为主导的管制,及以联邦政府为主导的管制;市场激励模式以泡泡政策和排污权交易政策为典型;区域共治体现为广泛的州际合作、州内合作和部门合作。分析美国治理空气污染中的政策模式及内容对我国空气污染治理不无裨益。     

房租管制的法经济学思考

在＂国八条＂、＂新国八条＂颁布之后,各地房产限购政策纷纷出台。限购政策在抑制房屋价格上涨的同时,也推动了房屋租金的上涨。有学者和网民呼吁实行房租管制,房租管制是价格管制的一种,通过规定租金的最高价对房屋租赁市场实行管制。本文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房租管制。长时间后,房租管制将造成房屋短缺、质量下降,使房屋出租人和潜在承租人的利益受损。     

“三八式”干部称谓探析

“三八式”是对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的习惯性称呼，通常也用来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和加入共产党的干部的通称。“三八式”干部的称谓来源于1938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系列特殊的关于干部和党员政策。“三八式”干部经历了严格的马列主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同时也走过了特别的政治历程。     

探索和建立交通管理"责任区"勤务模式

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交通流量的迅猛增长,原有的交通勤务管理模式已显得较为滞后,建立新的勤务模式已非常迫切。为了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这一总体目标,上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探索出一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区”勤务管理模式。     

对"网格化"街面巡逻科学用警的思考

上海市公安局自推行“网格化”街面巡逻机制以来,街面治安形势明显好转。为了进一步发挥“网格化”巡逻的作用,必须解决科学用警问题。应根据治安情况的变化,灵活有效地实施勤务布局,随时调整警力布局。还必须提高巡逻民警的单兵作战能力,建立以信息为纽带的上作网络,并严格执行各项工作制度。     

新形势下上海公安机关全面推行"网格化"街面巡逻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网格化”街面巡逻机制是上海警方借鉴国际警界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而建立的一种全新的街面警务运作机制。随着该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必将对现行警务体系产生强大冲击,带来诸多联动效应与拉动作用。     

浅谈在"三基"建设中如何加强人口管理

深入推进“三基”工程建设,大力加强以人口管理为主的各项基础工作,切实解决好人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及时发现、预防、控制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民主立场和敌后政权建设的现实,使政权"三三制"成为既适合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的共同愿望与要求,又使反共顽固派的反对失去凭借的最佳选择方案.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问题上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突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的发展与日渐成熟.     

上海租界外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职员郭泰纳夫的两部代表作,利用中华民族对立面的观察角度,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演变作了初步的追溯,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租界制度的扩展,首先在中国官员、绅商中萌发出了公开的不满情绪,并不可阻遏的日益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说帖》,第一次锋芒直指外人在华特权,得到了普遍的拥护;此后,国共两党均成为民族主义的热情鼓动者,并迅速获得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自信。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心声。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三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三化＂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四运动至三十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初步＂三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高潮中,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解放战争时期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继续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