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犯罪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有利于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同时,也对犯罪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在科技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犯罪主体、犯罪危害、犯罪手段等都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由于科技现代化能加剧引发犯罪的社会矛盾,强化犯罪的利益动机,创造新的犯罪条件,造成控制犯罪的法律的不适应,所以造成犯罪的大量增多。针对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犯罪增多的现实,必须采取多方面的对策加以控制。     

财产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之理论冲突与协调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存在密切关系,但我国学者在研究财产犯罪时,却忽视了上述的关系,以致于在论述财产犯罪客体时大多认为财产犯罪侵犯了财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而论述犯罪对象时却将不能体现所有权或占有权的财产利益等涵盖其中,造成了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冲突.因此,研究当前我国刑法中财产犯罪对象和客体的冲突现状,提出二者协调的意见对于研究财产犯罪至关重要.     

高科技犯罪的发展趋势

我国高科技犯罪较之国外的高科技犯罪尚处于较低的层次水平，但是一些高科技犯罪在我国已呈雏形，有的科技犯罪的水平已相当高超。我国高科技犯罪总体上呈现五种发展趋势：犯罪危害目趋严重化、隐蔽化；犯罪对象区域和空间区域的扩大化；犯罪人员低龄化、智能化并存；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传统犯罪呈加重化趋势；无意识犯罪增多。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试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这一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国的犯罪状况也不容乐观,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既要看到在现代化建设的一定阶段犯罪增长有着必然性;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预防、控制和减少犯罪是可以实现的。     

非财产利益贿赂的犯罪化和追诉标准

“非财产利益贿赂”侵犯了贿赂罪的客体,并且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犯罪化的程度,应以贿赂犯罪论处。“非财产利益贿赂”的追诉标准是行为人谋取或为他人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的,应予追诉。     

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犯罪概念之比较

贯穿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三大法系国家“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概念结构，体现了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犯罪概念的不同立法模式，决定了不同国家犯罪概念内容的差异和犯罪圈大小的不同。犯罪概念的结构体现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应当一致；而犯罪概念内容则体现不同国情，可有适当差别。     

现代化犯罪视野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万毅博士“底限正义论”的质评

在现代化犯罪视野中审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得知，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由于面临现代化犯罪大潮的压力，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大体上首先是以犯罪控制为基本价值定位的。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比例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以这种历史考察为依据，对有学者以“底限正义”作为评判标准，得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扭由和变形的判断、“底限正义”具有元规则地位、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须遵照“底限正义”的“逻辑优先性”和“绝对要求性”进行等观点可以进行批驳.     

信息犯罪的类型、特点及控制对策

信息犯罪是信息社会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主要有以信息资源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和以信息科技为犯罪手段的犯罪两种类型。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信息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犯罪心理、犯罪空间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信息犯罪增多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信息犯罪面前是无所作为的。实际上,只要采取有效的对策,信息犯罪是完全能够控制的。     

200名进城农民犯罪调查与分析

当代中国,进城农民犯罪已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治安的一个严重问题.本文在对200名进城农民罪犯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中的财产犯罪、团伙犯罪原因进行了重点分析.     

浅论当前流窜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流窜犯罪对整个社会的治安秩序危害极大。打击流窜犯罪是公安机关一项繁重的战略任务。当前流窜犯罪特点：１、日趋团伙化；２、作案目标向高层次、多样性发展；３、侵犯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犯罪增多；４、销赃日趋公开化；５、向暴力型、智能型发展。公安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户口管理，组织区域性联防，搞好阵地控制，建立情报信息网络，加强侦查破案，建立专职的打流队伍。     

城市化进程的中犯罪防控模式

城市的区域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及其相应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发展的进程应该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同步。但是，在城市发展或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城市系统会从各个方面影响城市犯罪问题，有抑制，也有加剧，且多种多样。相应地，其防控模式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快速反应的模式、西方国家的犯罪情境防控模式、新加坡的儒家营建家庭的犯罪防控模式、英国犯罪防控的警务模式等。     

大众文化与农民犯罪的发展轨迹及趋势

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市场性、世俗性、娱乐性等特征,因而与农民犯罪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发生内在的联系。大众文化与农民犯罪的发展轨迹具有同步性。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农民犯罪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犯罪总量上升,性质愈来愈严重;侵财犯罪和性犯罪增多,且日益多样化;团伙犯罪增多,并日益呈有组织化;流动犯罪增多,并日益向城市发展;财产犯罪增多,社会危害加大。     

论当前农民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当前农民犯罪呈现财产型犯罪和性犯罪突出，作案手段恶劣且日益暴力化、智能化、专业化，地痞恶霸增多且带黑社会性质，进城农民犯罪增多等特点，并据此探讨了原因和对策，以达到预防和遏制农民犯罪的目的。     

论财产犯罪中的数额认定

犯罪数额对财产犯罪定罪量刑的作用逐渐显现。通过对犯罪数额概念及历史沿革的考证,对犯罪数额与犯罪形态以及犯罪主观方面之间关系的探究,确定"概括故意按客观,确定故意按主观"标准的合理性是科学可行的。     

浅析银行卡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日益昌盛,银行卡已经成为消费、交易和贷款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银行卡犯罪案件的上升速度惊人,由于银行卡犯罪的高科技性、跨国性和隐蔽性,其社会危害性是传统型财产犯罪无法比拟的,研究银行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控制对策对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将有所裨益。     

论恶势力犯罪的财产追缴

不同的恶势力犯罪大多都具有同样的共性——追求非法经济利益,或者虽然没有直接追求非法经济利益,但是因为犯罪活动带来了非法经济效益,使其更加发展壮大,甚至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针对恶势力犯罪财产的追缴,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刑事判决为基础的普通刑事追缴。但黑恶势力刑事定罪标准高、其犯罪财产性质难以区分,导致目前我国黑恶势力犯罪财产追缴,特别是恶势力犯罪财产追缴陷入困境。而境外关于有组织犯罪财产追缴的模式主要为英美模式和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模式,参考境外模式可以提出我国模式的改进和完善。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的综合治理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治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刑事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现有网络金融犯罪的治理实践存在治理模式混乱化、治理方向单向度和封闭性、治理效果与治理目标之间弥散化等问题，一定程度阻碍了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目标的实现。为了推动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效能取得“质”的突破，有必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理念出发，构建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范式，将网络金融犯罪的行政监管、刑法治理、被害预防、社会治理、效果评估等构成要素有机协调起来。由此，真正实现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生态化、系统化、多元化与现代化。     

中外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犯罪化问题的比较与思考

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难题。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是否惩罚,或者惩罚到何种程度,反映了一国刑事立法技术以及价值取向问题。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预备、未遂以及中止,是否需要全部犯罪化?对其全部犯罪化能在何种程度上起到防控网络犯罪的作用?中外刑法在此问题上是如何规定的?文章通过对各国刑法对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相关规定之比较,以探讨我国对计算机网络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化之路。     

非犯罪化若干问题研究

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之一。而欲借鉴非犯罪化,就必须清楚非犯罪化产生的社会背景、价值追求、刑法理论的根基及对非犯罪化的合理界定。本文拟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界定,以期推动在中国法治环境下的非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