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刑事抗诉文书制作的五点建议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及刑事抗诉的性质,并结合抗诉工作实际情况,制作刑事抗诉文书,应将"案件事实部分"作为刑事抗诉书的选择内容;抗诉书中证据部分的表述应当具体、明确、公开;抗诉书应当以检察院的名义署名;抗诉请求答复书和撤回抗诉决定书不应当使用填充式文书;对支持抗诉的案件,应当制作支持抗诉决定书.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刑事证据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予以明确的规定,围绕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诉讼法学界曾对刑事证据概念的内涵作过诸多阐述,但很少对其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进行过论证。有鉴于此,本文从立法、逻辑的角度并结合司法实践全面阐述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存在的不合理性。     

偏差与修正：刑事证据种类设立目的之反思

刑事证据种类法律条文本身的逻辑混乱使得学者过多地关注证据种类设立之规范化、条文表述之逻辑化，却忽视了证据种类设定之目的何在。脱离目的对规则本身的精雕细琢，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徒劳无益。我国对于刑事证据种类的设立，虽立足于限制证据资格、辅助证据规则运用的目的，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限制目的南辕北辙，刑事证据规则的缺失使辅助目的无用武之地。立足于现实对刑事证据种类设立目的的偏差进行修正，一方面需要放弃不合时宜的限制目的，着重强调其对审判阶段的服务，另一方面需要肯定刑事证据种类的设立价值与意义，重点加大证据规则的完善，进而达到辅助目的。     

刑事扣押客体范围的规制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刑事扣押客体范围的立法规定中"财物""财产""物品"等表述混杂,相关法律解释亦未作出深入的限制性规定。刑事扣押客体范围的拟制不仅应当从财物、文件等范围上进行质性分析和程序规定,而且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完善刑事扣押的客体范围,即从正面认定和规制刑事扣押的客体范围,将刑事扣押的客体范围拟制为"可为证据之物"与"应当没收之物"(犯罪工具、违法所得、违禁品),把《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与《刑法》第64条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有效衔接;为解决"与案件无关的,不得扣押"的任意弊端,从反面限制刑事扣押的客体范围,除非具有相当理由或特殊办案需要,对涉及国家秘密、公务秘密、职业秘密、亲属关系的财物、文件的扣押可以作出限制性规定。     

科学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如何界定——“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哲学反思

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概念应当具有科学性,而这与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紧密相联.刑事权力应当成为界定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因为作为科学的刑事政策学是一种关于刑事权力的理论知识体系.刑事政策学的科学性,使它不得不限于研究刑事权力与最明显最极端的分裂性社会行为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其高明之处,也是其无奈之举.     

刑事证据开示的程序设计

以不开示不得出示、对等、权利自治等原则为基础的刑事证据开示的以对抗式审判为视角的正当程序的逻辑推演是：刑事证据开示必要性的前提是被告人不认罪而需要进行证据调查；正当的开示过程是法官主持双方开示；发现新证据出现隐藏证据应启动特别开示程序。刑事证据开示程序简化的主要内容，一是刑事证据开示与法官预审结合运用，二是自行开示法官验收。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刑事证据开示，可以参照上述开示基本模式进行程序设计。     

浅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为视角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交叉的情况层出不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衔接出现的障碍,导致实践中大量案件的处理受到阻碍,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的衔接,仍存在许多值得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现场询问笔录",实际仅是证人证言或者当事人陈述的一种载体,其实质仍是言词证据,如前所述,则不能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重新收集。     

刑事政策概念再探讨

刑事政策是一个使用得相当广泛的词语,在刑事政策的研究中,对刑事政策的概念是什么这一问题存在颇多分歧。在语言分析和简单的理论综合均不能解决刑事政策概念的情况下,应当在刑事政策学学科界定基础上,引入价值观念,既尊重刑事政策运动历史过程,又进行逻辑归纳,从而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和社会组织基于一定的价值目标而采取的以防止犯罪为直接目的的各种措施和策略的总称。     

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

文章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意义出发,分析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优势价值,进而提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掌握和合理运用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文章提出两个在当今司法实践中较为热点的问题:一是出现"一对一"的证据状况,如何综合运用相互印证审查和认定证据。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指纹在证据相互印证过程中的作用。     

校正法律概念的逻辑错误

在刑事侦查，刑事科学技术论著中，常常出痕迹与物证并列的现象，作者认为这里一种法律概念的逻辑错误，其理由有三方面：（一）从物证的表现形式看，痕迹是物证的一类表现形式；（二）从物证的概念看，痕迹是物证的一部分；（三）从法律的依据看，痕迹不是独立的种类证据，而是包含在物证之内的刑事诉论证据。     

论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方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悄然走进刑事诉讼领域。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已对刑事电子证据制度作出了初步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文章从电子证据的归属、收集和证明力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的完善方向。     

诉讼欺诈研究

诉讼欺诈是一种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虚假证据骗取法院的错误判决,从而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对诉讼欺诈不予调整,致使司法实践中诉讼欺诈现象严重。必须将诉讼欺诈规定为犯罪,由公安机关运用刑事侦查手段打击诉讼欺诈行为,以保证正常的审判秩序和人民的财产安全。同时建议修改刑法典第305条,将伪证罪的主体扩大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诉讼欺诈在刑事司法上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价值的冲突与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确立一个多元化的程序价值体系 ,在具备程序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同时 ,还应尽可能地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不同诉讼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 ,应不将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 ,也不再将“有罪必罚”作为刑事诉讼的最高目标 ,但同时应注意将排除规则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和对当事人的权利的保护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构建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规则——以证据方法为主要视角

严格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司法实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一概念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严格证明规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对象的划分上,而基于严格证明的概念本身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尝试将严格证明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以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最大限度实现判决结果的正当化。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思考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开示是与对抗式庭审方式相配套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对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在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突出了庭审对抗性的情况下,导入证据开示制度意义重大。欲构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必须对证据开示的主体、范围、时间、方式和司法保障诸要素进行深入研究。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为一种程序性保障措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提供了锐利武器和强大制度性支持。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证据保全制度，尽管立法允许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但是立法的制度性缺陷使辩护律师所享有的申请取证权无法落实。刑事证据保全的直接目的在于保障证据完整和追求诉讼效益，实现司法公正。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但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引用、借鉴这两种理论的过程中,没有加以区分,使我国的研究较为混乱。刑事诉讼构造是从微观研究某一刑事诉讼模式内在要素的组合,从系统到要素来研究刑事诉讼的内在功能。刑事诉讼的主体构造关系是刑事诉讼模式的构成要素,刑事诉讼构造是刑事诉讼模式的下位概念。     

侦查工作模式的与时俱进

随着诉讼理念、刑事犯罪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们的侦查工作模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侦查机关及其人员必须转变诉讼价值观念，正确分析当代刑事犯罪趋势，加强刑侦业务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和使用刑事科学技术，建立专业化的侦查队伍，以便侦查工作模式实现由先抓人一再取供一后取证转向先取证一再取供一后抓人；由“依赖人证”转向“重视物证”；由被动回应转向主动进攻；由粗分工转向细分工。     

侦查讯问制度重构研究

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进行构建与完善,应借鉴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治安和刑事司法的现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程序结构上要设立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诉讼理念上要确立并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完善现有侦查讯问的时间、地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告知、步骤、手段等法律规定,加强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审讯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制度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