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治理的法律路径探析

自2008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猛发展，至2013年6月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0．58万亿，存在巨大的财政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导致地方政府融资风险的法律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导致了地方债务隐形化，二是政府担保制度的缺失加重了地方债务无序化，三是现行法律制度对中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分配加速了地方债务规模扩大化。从立法角度对地方债务进行治理，防范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首先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规模。然后要构建政府担保法律制度，使实践中大行其道的政府担保显性化、有序化。还必须规范“城投债”，适时推出“市政债”，建立地方债务的长效法律机制。最后要完善税收财政法律制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对财政风险问题的若干思考

如何防范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稳定,防止出现财政危机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我国要控制财政风险,必须从根本上克服制度缺陷,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风险约束机制。其主要对策应该是提高政府收入和债务的透明度,动态评估财政风险,控制赤字和债务增长,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风险的约束机制。     

成都市财政风险传导路径研究

当前,成都市财政收支不平衡矛盾加深、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下降、政府潜在债务风险压力加大等各种财政风险不停地积累并相互影响和传递,增大了全市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所以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就要深化财政机制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建立完善的财政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地方公债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举债行为,使得地方财政运行潜伏着严重的债务风险。本文从地方公债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辨证关系出发,指出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是规范地方政府发债融资,防范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当然,要发挥地方公债的积极作用,需要对债务的监管体制、发债主体、债券种类、发行时间、债券利率等进行合理的设计。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成因及其法律规制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禁止地方政府举借债务,但是由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或直接或间接、或公开或隐蔽地举借了大量债务,债务风险也与日俱增,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隐患。如何有效控制债务规模,化解债务风险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因而从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剖析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而全面系统地提出完善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法律规制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营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债务风险在局部范围内已经凸显,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通过建立政府退出机制、完善投融资平台运营管理机制、健全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机制、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等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弥补资金缺口、体现政府导向以及加快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债务风险状况评析

通过对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部分经济欠发达县（市）的调查资料显示,部分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债务呈增长速度快、幅度高、举债部门多、债务分布面广、负担沉重、财政支付压力大等趋势。主要原因是财政体制不合理,债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受外部经济环境及政策影响,畸形的政绩观和干部考核制度。为此,必须做好存量债务清理工作,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和风险防控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越来越重,危机的隐患越来越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本文在对辽宁省各市县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又提出了相应的五条对策建议。文章最后认为现有财政税收体制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病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根本之策,除此之外,其他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中国地方分税制：政策理论与效应 ——兼论地方债务风险的成因与防范

中国实施分税制后,部分地方政府实施了省市级与区县的地方分税制.至今理论界关于中国地方分税制存在着极大争议,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是因为实行分税制所致.本文认为,地方分税制与地方债务的扩大无因果关系.地方分税制作为中国分税制在地区的延伸与深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财政制度.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财政基础.文章阐述了地方分税制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基础,进一步运用经济政策及原理论述了其合理性以及在实践中的积极效应,认为有必要在全国推广这一制度.     

论我国地方财政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

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地方财政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财政资金损失或正常支出困难,导致政府机器难以正常运转、政府基本功能严重失调的可能性。我国地方财政风险比较突出地存在,主要特点是债务总规模大、具有隐蔽性和可转移性、乡村债务无力偿还、或有负债严重影响地方财政安全等。其风险形成的原因复杂,给地方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害,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