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法”对消费者公益诉讼限制性适用之评析

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了关于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立法者对该制度做了一系列规范性的限制。该规定在防止滥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公益诉讼功能的发挥,妨碍了消费者利益的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不妨考虑对消费者公益诉讼进行非规范性的限制,即通过完善传统的私益诉讼等其他救济路径,间接限制公益诉讼的适用。该做法既不影响公益诉讼的适用,又有利于其他维权方式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推动消费者维权制度的发展。     

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多元化进程——基于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梳理与反思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社会成员依据法律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针对有关行为主体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目前,环境公益诉讼虽然得以确立,但诉讼制度中最为关键的举证责任并未明确,这导致环境公益诉讼之司法实践存在诸多窘境。因此,通过对现行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典型案例的剖析,结合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为不使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陷于历史的泥淖,可以在适用传统举证责任规则的同时导入疫学因果关系等对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以实现严格责任为核心的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多元化。如此,方能破解环境公益诉讼之窒碍,适应法治发展进程的当前客观现实,并促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对完善我国环境司法制度,更好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一制度在起诉主体以及判决资金的使用监管、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系的建立等具体规则上,立法规定不明确,制度不完善,不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落地及其应有作用的发挥。面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诉讼当事人理论,明确和拓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确认公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当事人资格,健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关制度,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为视角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2014年4月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最终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将诉权赋予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但对诉权的内容未作任何规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在司法实践推进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规则,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对相关概念作出界定。     

环境权视野下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理分析

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目前不仅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已有立法、司法实践,在我国的无锡、海南地区也对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深入剖析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内涵及正当性,引出对我国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现状剖析,由此发现,我国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诸多问题,如立法体系上的空白、公民起诉资格的限制以及公民环境知情权的缺失等。试图通过修订我国现有法律,构建环保团体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激励反馈机制以及环保基金制度等制度,为我国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完善出谋划策。     

关于生态文明背景下代物诉讼制度的思考

由于我国诉讼法对原告资格规定了严格的条件，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举步维艰。因此，我们引入代物诉讼制度成为必要。文章意在引入代物诉讼制度，分析其成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相应制度的运行架构，以期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所裨益。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适格——从司法实践到规范完善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数量不断攀升引发了对环境公益诉讼大量研究,其中最为基础的是关于环境公益诉讼适格主体的研究。《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五十五条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使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迈出跨越性一步,也给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留下很多空间。关于公益诉讼主体适格的理论主要有三种模式:一元模式、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结合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以及我国现有立法,环境公益诉讼主体适格可以采取三种完善路径:其一,修改《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其二,运用法解释学方法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作具体解释;其三,修订《环境保护法》增加环境公益诉讼条款。     

民事执行中暂缓发款制度刍议

暂缓发款制度作为中止、暂缓执行、参与分配以及诉讼保全制度之外的重要补充制度,具备极强实践价值,在执行实践中经常被承办人采用。然而,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适用暂缓发款制度。在完善暂缓发款制度的法律规定时,要从限制适用时间、范围、程序期限等方面予以细化,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时困境及其突破思路

在近几年系列新规出台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怪现象,现时面临着诉讼主体狭窄、缺乏配套机制、赔偿与执行难的困境。美国和德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突破现时困境的思路是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细化个人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完善赔偿与执行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相关问题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诉讼类型,它旨在保护环境公共权益,在促进社会变革,形成环境公共政策,法律执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环保法都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还处在刚起步阶段,相应的制度建设还需要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创新探索——兼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制度建设为中心》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公益＂内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一种是多个人的环境权益,只有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才是真正的公益。由于人类处在环境共同体之中,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维护责任理论应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石。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应根据中国国情,建立法律解释型和立法型两种基本类型的制度路径。同时,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应坚持发展逻辑与实证逻辑有机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     

我国公益诉讼主体之界定——兼论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和制度的重大突破。新民事诉讼法确认非实体利害关系人具有作为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有可能增大公益诉讼实际运作的难度。因此,明确公益诉讼启动主体就成为构建并运行该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诉讼信托的确立是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的适当出路之一。     

新民事诉讼法视角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法律支撑。但对于何谓"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该如何界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无相关规定。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     

环境权的法制尴尬及其出路探析

环境权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在法制实践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私权性环境权难以具体立法,宪法性环境权在实践中并未发挥多少实际作用,环境权与其它权利的冲突难以调和,公益诉讼举步维艰等。要想走出困境,环境权应当实现从支配环境本位到人类与生态和谐共生本位的转变,倡导以环境义务为中心的实现模式,强化侵权法对公民环境权益的救济,并尝试以检察机关为主体进行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民事诉讼研究

环境民事诉讼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主要由侵权责任法调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民事诉讼法调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案件和物权法第90条规定的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公害案件和自然环境破坏案件（生态环境案件）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为正确处理环境类民事案件,必须准确把握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与物权法第90条的关系以及侵权责任法第68条规定的债务性质,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原告选择

环境公共利益主体和内容的不明确,加剧了实践中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不能实施有效救济的困境,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实施救济的必要条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核心问题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应确立限定性二元原告主体资格机制。环保NGO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最适格原告。应从法律制度设置和运作模式上保障环保NGO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优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权”说的拒绝

许多学者都把公民环境权当成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但在明确了人们常说的环境公益实际上包含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两种情况之后,便容易判断环境权这种属于个人的权利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环境公益诉讼是为环境公共利益而为的诉讼。实践中的环境公益诉讼拒绝接纳环境权假说。这种诉讼既不需要以所谓的个人环境权为理由,也不以实现个人的环境权为目的。     

私权还是公益？环境法学核心范畴探析

核心范畴研究对于环境法的学科发展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私权不是环境法的核心,以环境权为核心范畴无助于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利于环境法学的独立和发展。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应为公众环境利益,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法益而非权利。只有从环境公益出发,坚持公益视角,才能正确解释环境法诸现象,环境法学才能证明其独立性并构建出独特理论体系,环境法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赋予公民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必要性——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在我国,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从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仍未明确赋予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从法经济学视角,运用供求理论、公共福利等经济学分析方法,以个案研究为进路,就"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合理"进行分析,可以论证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多元化,法律应该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