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公民迁徙自由的保护及现实路径

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宪法中,迁徙自由一直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1982年宪法没有恢复1975年宪法删除的公民迁徙自由条款,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经历了肯定——否定——松动的过程,迁徙自由条款的发展变化是和社会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成为越来越紧迫的要求。恢复迁徙自由在宪法中的地位,废除户籍登记条例,制定新的户籍法,为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论公民的迁徙自由——从宪法角度的比较与分析

迁徙自由是公民基本的宪法性权利 ,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共识。遗憾的是 ,我国现行宪法没有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宪法应当保障和促进公民应有权利和自由。迁徙自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 ,并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性。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首先应当做的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公民的迁徙自由 ,当然迁徙自由也有其应有的范围及限度。     

论户籍改革与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对迁徙自由采取了限制态度。在宪法上明确公民的迁徙自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性规定、建立统一的可以流通的户籍管理制度、实现迁徙自由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通过户籍改革,可为迁徙自由的实现创造条件。     

迁徙自由的限制：学说、规范与实践

对迁徙自由的保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我国明文入宪也是必然趋势，又因为社会秩序、社会利益以及公民其他权利的保障也是法治的内涵，故对迁徙自由加以合理限制本即迁徙自由的应然之意。基于对迁徙的“自由层面”与“限制层面”这两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考量，将按照阿列克西的基本权限制理论对迁徙自由从“保障——限制——违宪阻却事由”三个层次加以分析，并将在对德国和美国的迁徙自由限制的宪政实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否属于对迁徙自由限制，最终对户籍制度这一迁徙自限制政策如何改良等问题提出见解。     

论迁徙自由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迁徙自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 ,我国于 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 ,并从宪法立法角度确认迁徙自由很有必要。我国其他法律在对迁徙自由进行具体规定时 ,应当把维护公民迁徙自由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道德、他人权利与自由结合起来 ,使迁徙自由得以正确运用。     

论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国际公约中都有对迁徙自由权的规定。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规定这一权利 ,并且在现实中 ,这一权利还受到户籍等制度的极大限制。笔者认为 ,实现迁徙自由 ,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是经济持续增长和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我国宪法应及早恢复迁徙自由权 ,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障这一基本人权的实施。     

迁徙自由下户籍制度改革的构想

迁徙自由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迁徙自由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则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基于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重视对城乡统筹的指导,必须重视迁徙自由时机成熟的确立,必须强调自由与权利的相对性、身份与权利平等、权利与义务对等、所有权益获得是渐进分步式的。     

迁徙自由性质分析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19世纪近代各国宪法予以确认,其根本原因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需要,因而一开始它是以经济自由出现的,具有经济自由的性质。"二战"以后随时代的变迁,迁徙自由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由单一性的权利变为复合性的综合性的权利,随之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具有了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等多重属性。     

论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共识.在我国,由于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迁徙自由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完全否定再到一定程度的默认的过程.2008年四川的地震灾害,使得迁徙自由的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采用法解释学的方法,深入探讨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论证在我国恢复迁徙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论公民迁徙自由权的保障——由青岛和深圳户籍制度改革引发的思考

2007年9月1日一南一北两座著名城市青岛和深圳开始施行新的户籍政策，两政策的实施虽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二元”管理体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一大进步，但挖掘其实质仅是对一些限制条件所进行的松松紧紧的技术性调整，改革举措仍然进步缓慢，与广大民众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本文在结合两市政策和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浅析迁徙自由人权价值意义，并对如何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权利作进一步拓展。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