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统战工作的“治理”转向

因应高校统战工作的现实困境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动力,高校统战工作应从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转向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性、责任自治与共治、协同共治的总体性理念,为高校统战工作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责任他治走向责任综合治理、教化与管理走向"协同共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动力。"治理"转向后的高校统战工作,既推动着统战工作的科学发展,也助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认证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信息基础与实现路径

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自此我国正式迈入城市中国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种治理问题层出不穷,问题本身愈加复杂,而城市治理能力却未能及时跟上,粗放的治理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城市精细化治理成为适应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新的治理范式,建立城市认证体系是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基础。"认证化"城市收集的全面、规范、精细的城市治理信息,是政策制定精细化以及执行精细化的信息基础,城市的"认证化"也成为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工作,"认证化"城市建设只是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基础,其实现仍需要城市治理体系的整体协调以及对城市治理信息的高效利用。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农村社区服务作为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是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机制和建立与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机制的措施:转变政府职能,由"划桨"到"掌舵",由"垄断"到"合作—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提升农村社区服务的供给效率;优化"第三部门"制度环境,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增强农民参与合作能力,克服农村社区服务"搭便车"现象。     

论网络围观“黑幕倾向”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围观提高了网络民意在政府政策执行运作中的分量,但其对现实社会的揭示和质问总是呈现出一种"黑幕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讲,揭露社会"黑幕"更能彰显网络围观的警示功能和监督功能,但网民热衷围观"黑幕"也容易招致负面的社会影响,分析网络围观"黑幕倾向"现象的成因并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有助于消解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困局。     

“蚁族”社会资本的缺失与建构

当前,"蚁族"现象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一问题说明了"蚁族"青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存在着诸多困难需要解决,从宏观层面来看,它影响到我国转型期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和社会和谐发展。借鉴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规范"及"网络"的视角来分析"蚁族"现象,从而探索解决"蚁族"问题的方法,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     

全球治理的一种理论假设及其实践

通过类比的方法,将社会学研究中的“菱形”社会模式借鉴、拓展成为国际社会管治中的“立体多面体”假设,并结合生态环境治理的状况做个例分析。文章的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由超国家权威层面、主权国家层面、市民社会层面组成的“立体多面体”模式的理论假设。第二部分以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为实例,对其构成角色和作用机制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结论是,生态环境全球治理的实例在一定程度验证了“立体多面体”的假设,而“立体多面体”理论可以成为全球治理进一步研究中的一种新思路。     

无缝隙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方向——以上海曲阳“全岗通”模式为例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的趋势。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与方法——"无缝隙治理"应运而生。本文尝试结合曲阳社区"全岗通"工作模式的运行背景与实践经验,运用无缝隙治理的内涵,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技术+服务","单兵+团队","双向督导考评+绩效惩罚"等维度为视角,分别建构并探究治理主体参与、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达人培养、绩效考评监督的无缝隙治理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保护:城市反贫困治理的新方向——以广州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贫困现象日趋严重,必须将开展城市反贫困治理列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确保城市反贫困治理取得实效,就必须顺应形势变化,采取社会保护政策,进行有效的治理与应对。社会保护是对传统城市反贫困政策的新超越,它增加了对脆弱性和长期贫困的关注,将反贫困治理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强调经济与非经济措施并施,主张贫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近年来广州开始将"社会保护"的新理念融入到城市反贫困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广州经验对全国各地开展城市反贫困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中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及其生成机理——基于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

近年来,为防控大型工程上马引发社会冲突,我国着力推进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治理工作(简称"稳评"和"稳管")。但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风险治理"与"风险制造"并存的困局。本研究通过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提炼出"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概念以理解这种现象,并进一步建构了包括"原生型社会稳定风险产生"、"政府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公众应对与感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形成"三个阶段在内的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生成机理模型,指出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风险治理四个环节的失当及其引发的公众风险感知加剧。针对于此,需从三方面予以改进以优化治理效果,防止悖论发生:(1)调整风险治理的价值定位,从"项目本位"转向"人本位";(2)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通过决策开放嵌入民主;(3)加大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关注,为风险治理中的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搭建桥梁。     

非接触性交通管理执法系统的建构——兼论“行人集体闯红灯”行为的治理

当前,非接触性执法系统尚处萌芽阶段,更没有系统性应用于治理行人闯红灯领域。治理"行人集体闯红灯"行为的非接触性执法系统,是一种以视频监控系统为主要技术支撑,以信用执法体系为核心要素,以罚款和志愿协管为主要纠偏手段的"去当面化"的执法系统。由于其具有非接触性和纠偏手段的多元性、有效性,能有效地提升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度,从而实现对"行人集体闯红灯"行为的整治。但是,非接触性执法系统的实施也面临一些可能的困境,需要在实践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80后”

"80后"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现象,人们对于"80后"给予了极大关注,而目前对于"80后"的研究更多侧重于"80后"本身。文章试图引入唯物史观,将"80后"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更多地去找寻"80后"所引起"80后"现象的社会原因。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以“赶考”精神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赶考"精神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理论创新,要善于在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框架中以"赶考"精神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赶考"精神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体现了党的执政理论发展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创新性,要善于将"赶考"精神的正能量融入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要从历史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高度,充分发挥"赶考"精神对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验功能和教育功能。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评述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至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理论引进与中国化时期和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进行的理论创新。虽然对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向实际，但仍显不足，特别是对当今城市化浪潮中不断产生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关注不够，理论上有着巨大的真空，因此对由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特别是其中聚集大量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构成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更要关注。而这将是我国社区治理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和创新点。     

干部成长中的“天花板”困局:肇因、危害与破解

干部成长中的"天花板"困局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焦点。"天花板"困局形成的主要肇因可分为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大类,它所带来的危害主要是:制约干部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干事创业,导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疯狂腐败,助长"跑官、买官、卖官"的官场歪风等。破解"天花板"困局的基本"药方"是:树立"干实事而不是当大官"的人生观,灵活正确运用年轻化方针选配干部,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确立干部正确的职业预期,提升干部"天花板"的高度。     

乡镇“后发赶超”式治理中的“上下共谋”与“被遮蔽的民意”——以L市P镇城乡统筹试点为例

城乡统筹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乡镇治理的必然要求。本研究以J省L市P镇为典型案例,详细梳理了近年来P镇在城乡统筹建设方面的成就和不足。从政府治理和民众需求两个角度总结了以P镇为代表的"后发赶超型"乡镇治理的基本特点,即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引下,地方政府通过书记挂帅、规划先行、资源整合、招商引资等措施实现了体制内"上下共谋"式运作,在短期内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和社会绩效。但与此同时,在发展式导向的指引下,基层民众的需求只能被动输入,存在民意表达缺失的状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常态下,"后发赶超型"的乡镇治理模式将会暴露其脱离实际和滋生腐败的潜在弊端,难以具有可持续性。因此,需要从观念、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治理能力。     

论古代“礼治”文化与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以山西省绛县、夏县、长子三地留存村规民约古碑为例

"礼治"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无治而治"与"为仁由己"的文化传统及其重要表现形式——古代村规民约,作为"礼治"文化系统的重要元素,对维护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家治理背景下,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村规民约中所蕴含的"礼治"文化内涵,在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彰显"民生"为本的公安治理理念,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安治理体系,推进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