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性表现及对广州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获得了持续的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内涵、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革命”,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基于此分析“枫桥经验”对广州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并提出对“枫桥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构造广州基层社会治理三个新的“增长点”:扩充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内涵、激发调动社会要素的活力和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西贯通”。     

发挥统战优势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同时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这就需要群策群力,积极探索符合地区实际、体现时代发展要求、满足群众需求的社会治理的创新之路。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团结联合社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要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就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探索将统一战线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本文从统一战线独特作用出发,通过总结分析一些地区实践经验和问题,对统一战线如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途径进行探索。     

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治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关乎党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的层面应定位在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以中国特色治安治理理论为指导并贯彻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指标体系由治安治理体系、治安治理过程和治安治理结果三个维度的指标构成。     

推进边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要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要求,为新时代边疆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云南省临沧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从提高党对边疆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水平。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新时期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因此,要深刻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作用,通过系统提升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意识,着力完善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全面构建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系统等途径,全面破解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深做实“双报到”

2020年以来,武当山特区坚持将“双报到”工作作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优化工作机制,在深上下功夫,在实上见真章,构建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创新工作机制,补齐治理短板。     

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及其机制协调

新时代基层社会整合、党的建设现代化、政府公共服务、基层社会稳定等时代需求,都呼唤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参与协商治理,而且成为基层社会元治理主体,在协商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开放式建设协调基层治理主体、规范治理内容、拓展治理途径、强化治理目标,已较好地发挥了治理和元治理功能,但还存在着党建目标不够聚焦、组织体系碎片化、运行机制缺乏长效性、对技术赋能把握不够等问题,影响元治理机制的运行实效。提升基层党建治理功能,需要以元治理为目标实现基层党建的深刻转型,建设包容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实现元治理与协商治理的机制性协调,依托技术治理途径助推现代化党建体系,以进一步实现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途径

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创新基层治理,要创新参与方式,实现协商治理;要改革治理结构,实现科学治理;要密切党群关系,实现有效治理;要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有序治理。     

禁毒社会治理格局下的凉山禁毒实践创新

凉山州毒品问题由来已久,一度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兴衰和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带帽”重点整治。近年来,凉山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民众通过健全法律体系、创建禁毒示范、提升打控实效、巩固戒毒成效等33项系列举措,从体制、机制、内容和方法四个维度创新开展禁毒工作,创建了民族地区基层禁毒社会治理的“凉山模式”,实现了扶贫攻坚与禁毒治理“双摘帽”目标,经济社会发展和禁毒工作面貌一新,取得了丰富而宝贵的基层禁毒社会治理经验,成为全国禁毒工作的样板。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现状及优化路径——以湖北省为例

在基层治理领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将党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一种新探索,是我国当下及未来很长时间内基层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既包括政党逻辑、治理逻辑,又包含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互动逻辑。在这样的大势和逻辑支撑下,湖北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多重困境。基于此,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角度,一方面要增强基层党组织自我革新力,另一方面要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基层治理各主体间关系,从而形成湖北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效。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强化现代科技支撑,强化"三治"相结合,跟进新时代发展步伐,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抓住基层治理的重点破解基层治理难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视阈中的基层党建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建立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改进领导方式等新的要求。与此相比,基层党的建设还存在着思想观念滞后、作用发挥难、组织资源分散化碎片化、权力过分集中等方面的问题。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的“单位党建”模式,不断推进区域化党建,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辖区党组织领导属地化,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创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式,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新疆基层自治的实践、问题和展望

近年来,新疆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基层自治体系不断完善,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治理功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治理低效和“空转”的短板十分明显。通过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培育和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共治,可以有效提升新疆基层自治的质量和效果。     

协同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以浙江省X县“请你来协商”中的“加梯”议题为例

新时代改革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变革带来丰厚红利,同时也导致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基层治理难度和问题大量增加,仅靠传统基层协商手段已难以有效应对解决。县级政协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提升基层群众协商积极性等方面,具有嵌入基层治理的天然优势和逻辑必然性。协同治理理论为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在“协同的起始条件、规范的制度化流程、较强的领导力支撑”等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对X县“请你来协商”的成功实践进行解析,建议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可通过以制度权威营造信任氛围、借助自身优势打造协商平台、以全程监督评价促进结果落实等路径,促进县级政协与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     

执法下沉：基层治理权威消减及其再组织过程——基于T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经验的分析

“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既有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多重视角分析了执法下沉的原因，但缺乏从政社关系的视角对执法下沉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政府执法本质上体现了政府治理权威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科层制的进一步扩张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解构，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传统德治权威不断消减而现代法理型权威尚待扎根的困境，这造成基层治理“模糊性”凸显和治理权威缺失，并导致基层执法难的问题。执法下沉旨在通过科层组织的内部改革推动法理型权威向基层下沉。但基于T县综合执法改革经验的分析发现，执法下沉不仅没有改变微观治理中“人格化”因素的影响，反而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重塑基层的德治权威具有现实必要性，理应成为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机制探索——基于苏州W镇的考察研究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创新是新时代党建和社会治理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共同问题,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悬浮型"党建倾向则是阻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苏州W镇的网格化党建将治理网格与党建网格"两网融合",并且在网格化党建的阵地建设和制度完善上也采取了很多实质性措施,基本实现了将党建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效克服了基层党建的"悬浮型"倾向,这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开辟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而网格化党建中存在的党员力量单薄、群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和网格内资源整合乏力等难题则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