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转型中的网络公共领域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转型社会。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迈入信息社会。因而,从社会治理转型的视角来分析网络公共领域,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均有着重要的价值。网络公共领域的生成是与互联网的发展同步的,已经超出传统公共领域的范畴。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化是与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密切相关的。网络公共领域的重塑,应当在以政府、互联网企业、网民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中得到实现。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有效结合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我国应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网络立法体系的同时改进技术防控体系,更好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要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改进技术防控体系,实现法律防控与技术防控的有效结合。目前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仍面临困境,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有重要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消减"数字鸿沟",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治理,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困境及中国对策

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网络空间已被视为人类的第五空间。但与海洋、天空等不同,界定网络空间属性的界限较为模糊,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的无秩序状态中。北约发布的《塔林手册》是目前研究国际法对网络攻击实用性问题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著作。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约束性文件,但却在学术和实务领域具有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当在国内私域和全球公域中区别对待网络空间治理,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公正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被提到国家治理的层面。尽管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因而,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社会管理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中关于国家职能与社会管理、公共需求与社会管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管理、公共权力与社会管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资源。     

谈治理理论在犯罪控制中的应用

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新理念,其合理内核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样性,也就是政府与社会各个要素在"合作"状态下进行管理活动。治理理论在我国犯罪控制领域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犯罪治理要达到善治的目的,必须深入了解其内涵。警务社会化是犯罪治理理论的延伸。     

网络空间合作治理:政府治理的拓展与重构

网络空间因其动态性和复杂性而使大量问题不断涌现,其对治理的诉求也会不断变更。面对动态的、变化的问题环境,任何预设的制度规则和既有的治理技术都可能是无效的。网络空间治理只能以动态的治理回应动态的问题。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动态过程中,政府需要动态调整自己的治理角色、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发挥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人等主体的能动性,通过促进主体内部和主体间的有效合作,以合作治理推动公共问题的解决。     

再析“网络社会治理”的概念指称和基本意涵

互联网络的普及应用和快速发展,促成了依托于网络空间的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网络社会治理,既是网络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理论层面对互联网治理、网络治理、电子治理及虚拟社会管理、虚拟社会建设、网络社会管理等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辨析,并就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意涵作较为完整的阐释。     

网络空间军事化及其国际政治影响

网络空间军事化是指各国将网络空间相关的资源及技术持续投入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近年来,国际网络空间军事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各国先后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完善网络安全战略规划,扩张网络军事组织体系,并在物理、应用和人文层面强化自身的进攻性网络行动能力。网络空间军事化对国际政治领域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网络空间威胁被"过度安全化","网络军备竞赛"提上日程,"网络恐怖主义"如影随形。为了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和态势,各国开始发展在网络空间的威慑能力,积极投入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并致力于推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由传统国内治理模式转向有限度的国际合作。探讨网络空间军事化及其国际政治影响,分析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方式及其限度,对于深入理解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现状及其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战略视角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随着互联网逐步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网络空间治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许多国家都针对网络空间制定了国家层面的战略。从全球范围来看,现阶段网络空间治理仍然是以少数网络发达国家作为中心,而在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和网络欠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数字鸿沟。近年来,中美两国网络空间治理主张的分歧引发人们的关注。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同配合,各国应同舟共济,共同致力于构建联合国框架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模式。     

作为一种治理新模式的政策网络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企业家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等。其中的治理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在宏观层面上与治理理论实现了联姻,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并与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相区别,成为一种针对更加复杂、动态、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路径。     

大数据时代社会整合的模式转型与发展进路

社会整合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运作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整合模式的转型与推进。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多元流动的主体、相对无限的客体、虚实结合的元宇宙空间与柔性引导的机制共同构成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整合模式。在此模式运行过程中,既面临着数字经济激发社会整合的内生动力、多元价值环境赋予民众网络归属感、网络政务公开推动公共权力合理施行等全新机遇,也需要应对“信息茧房”削弱社会粘性、人工智能冲击社会结构和“网络民粹”侵蚀网络生态等风险挑战。基于此,要深挖网络空间的“社会共同性”,严守网络社会分化的底线,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协同构建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双重共同体,推动我国社会整合迈向更高水平。     

新时代统一战线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现实逻辑和基本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统一战线承担关键角色,发挥独特功能的重要领域。新时代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法宝作用的凸显和“四个服务”的界定,赋予统一战线在网络空间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网络空间治理面临的内部压力、外部挑战以及外部监管不足,凸显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体、理念和目标的内在契合性是统一战线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现实逻辑。统一战线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路径包括网络空间治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合作型网络空间治理模式的构建以及对网络空间治理实施全程跟踪和全方位监督监管。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公共危机的路径创新——基于网络治理理论

风险社会背景下,合作共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公共危机有效应对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一案三制"的公共危机应急模式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尚未形成制度性的规范,以致合作治理的目标与实际过程严重脱节。网络治理理论的引入,将潜在的外部资源与社会网络纳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范畴,试从优化合作网络结构、完善合作运作体系两方面提升合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整体性治理、合作治理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比较研究

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共管理理论,为公共管理者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整体性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上述理论进行甄别,指出其在产生背景、核心理念、政府角色等方面均具有治理的特征,并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各理论之间也有差别,特别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差异显著。三大理论的比较研究在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平等协商的治理方式、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治理目标等四个维度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提供启示。     

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兴起与理论特质

社会公共管理是人类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常态性治理活动。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社会公共管理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领域性分化,使得社会公共管理从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政治统治相对独立的部分;国家建构需要社会建设的支撑,使得社会公共管理呈现为社会自主型治理;风险社会的来临与不确定性增长,使得风险管理与危机对应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选项;全球性政府治道变革运动,促使社会公共管理改变以往＂命令—服从＂管理模式,走向以＂协商—合作＂为导向的善治模式;新公共服务运动的发端,则赋予＂管理即服务＂的意涵、以服务规导管理的最新理念,型塑服务型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不仅是现代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先进理念的吸收、消化和创新之上的。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治理潜能及其障碍——基于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的探讨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切入，从规范的层面研究理想的公共领域对于公民社会不断发展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包括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转变。然后从经验层面选取网络媒介，分析网络媒介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上述两点公共领域的治理价值上所具有的潜能以及阻碍其潜能充分实现的多种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纠改方法以求网络媒介的治理潜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发展演进与时序变迁:价值嬗变、公民转向及工具更替

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以来,获得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也经历了"寒冬"到"暖春"的曲折发展过程。嵌入公共管理、服务管理、经济管理等思想的合作生产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差异,作为连接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渠道,亟需多元"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同时,基于Web2.0的技术革新则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工具支持。已有研究多从微观层面研究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内涵界定、类型划分、参与主体,但鲜有学者从宏观层面俯视其发展变迁的过程。事实上,随着时序的变迁,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主导价值理念"、"角色导向转轨"和"工具技术发展"都发生着蜕变。在逻辑理念层面,传统官僚科层制与新公共管理时代遵循"以制造为主导的逻辑";新公共服务与服务管理理念遵循"以服务为主导的逻辑";而网络化治理和数据驱动下遵循"以公民为主导的逻辑"。角色导向转轨下,公民参与阶梯呈现出"政府主导操纵,公民被动输入"向"合作伙伴,共享互助"的转变;主体边界从"个体层面"向"群体和集体层面"延展。工具技术更替下,官僚制效率引导下的"科学管理"向数据驱动下的"开源服务"进阶。其中,"价值逻辑"是服务目标的"方向指引";"公民转向"则代表了合作生产服务对象的"身份位移";而"工具升级"则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服务执行的"行为驱动"。本文拟从"价值嬗变、公民转向及工具更替"三个层面探析其发展演进的变化趋向,希冀通为未来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