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选举罪中“贿选”若干问题刍议

"贿选"行为是当前选举活动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严重破坏,也是破坏选举罪重点打击的行为。实践中,"贿选"行为手段日益多样化和隐蔽化,"贿选"行为在其范围、对象、类型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疑难,需要予以认真探讨。     

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入罪论——刑事分析与立法建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村民自治的实践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欲求。然而,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亦愈演愈烈,刑法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却无法将此种行为涵摄其中。本文在分析这种行为发生机理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刑事立法政策、刑法规范设立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立法建议。     

浅谈俄罗斯选举制度

选举是古老的政权组织形式,是由选民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推举民意机关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活动。选举制度是选举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有关选举的基本原则、程序、方式、方法等一系列规则制度的总称。各国在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中都规定了本国的选举制,有些国家还有专门的有关选举的制定法和判例法。文章简要介绍俄罗斯的选举制度。     

中俄刑事立法遏制破坏选举行为沿革比较分析——20世纪20年代以前传统文化的影响

自1766年至20世纪初。俄罗斯的选举违法刑事责任的实践经历了长期的从简单过渡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中国，选举权的刑法保护制度建立较晚，是与选举制度同时确立起来的。文化传统的不同是两国在破坏选举刑法规制方面存在重大区别的根本原因。     

从选举基本原则谈我国选举制度的缺位及完善

选举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选举制度中尚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从保障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丰富公民直接参加选举、表达利益诉求的途径和形式、改革代表候选人产生方式、增加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完善。     

采取积极措施杜绝村级贿选

在一些地方村委会选举中竞争行为不规范,贿选现象严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以保证村委会选举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选举制度变迁的政治生态分析

从政治生态学视角分析政治现象或政治活动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选举制度变迁的回顾与总结,文中着重分析了影响党内选举制度变迁的主要政治生态要素,并针对党内选举制度变迁中存在的制度体系与实践环境问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党内选举政治生态环境的思路。     

反贿选立法比较分析

在贿选的定义、贿选的惩戒、选举的监督三个方面,美国、日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反贿选立法有一些相似的制度经验。贿选专指选举中以金钱或物品换取选票之行为;贿选的法律后果包括丧失选举资格、罚金、监禁、选举无效;选举监督机关包括选举主持机构和司法机关。我国的反贿选立法宜进一步明确贿选与其他选举贿赂行为的区别、明确贿选的形式和法律后果等。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初探

频发的虐童事件不断冲击着社会公众的视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何对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治理．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之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之下。对于虐童行为的规制，仅仅需要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即可。并不需要单独设立一个“虐童罪”。这是因为：其一．类似于“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的虐童行为更符合虐待罪的特征；其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而非增设虐童罪，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体系的完整性。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与完善视阈下之博弈论分析

选举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虽屡次改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实现经济学中博弈论所追求的“利益均衡”．直接影响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只有不断改革与完善选举制度，才能增强选举制度的活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选运动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运动是边区政权建设中最具民主特色和优势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乡选①,边区政府更是完全从边区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开展了扎实到位的宣传工作,采取了灵活有效的选举办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颇具特色的选举模式。同时,边区的乡选也积累了丰富的选举经验。边区乡选对当今基层选举的启示是,民主的选举理念和原则是选举的灵魂,有效的动员机制是唤醒民众参选的重要法宝,人性化的选举方式是成功选举的可靠保证,彻底的监督检查既是选举的程序也是选举的目的。     

罚金刑的适用方式若干问题探讨

罚金刑可以划分为选处罚金、单处罚金、并处罚金、并处或单处罚金等四种适用方式。单处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是单位犯罪，但单处罚金刑也比较适宜用于轻微犯罪与过失犯罪的自然人。必并制罚金刑表明不论其他主刑轻重都要判处罚金，甚至对“贫困犯”和未成年犯罪人都要判处罚金，此种做法并不可取。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     

论我国虚假破产罪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六）》第六务在原刑法第162条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内容，首次将虚假破产的行为列入刑法规定之中。然而，在我国的虚假破产罪的现行规定中，存在着适用主体过窄、构成要件不准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我国虚假破产罪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无法发挥立法时所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虚假破产罪的现有立法基础之上，有必要汲取国外对虚假破产罪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对虚假破产罪进行完善。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已经纳入刑事保护范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本身的技术性和复杂性,要求必须对刑法定罪范围和量刑尺度做出适当规定。而我国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容易产生歧义,就其中“应知”主观要件的规定本身而言,应当属于过失犯罪。但是,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整个知识产权犯罪体系来说,在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中规定过失犯罪则有失公允。建议将过失犯罪排除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之外,以维护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完整性。     

从不作为犯罪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政策

不作为犯罪的历史沿革表明,古代社会的刑法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大量规定不作为犯罪。近代以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开始受到限制。我国长期奉行的国家威权主义有刑事制裁扩张的倾向,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更要警惕犯罪圈的扩张。刑法处罚的不作为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刑罚的扩张,因此限制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归责年龄及刑罚处罚措施规定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激增,并且呈现出新的趋势:低龄化、集团化、恶性化,而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归责和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我国立法明显滞后,使得"罪责不一"、"罚其不当",无法充分实现预防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因此,我国应调整现行法律规定,适当降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事责任范围,建立丰富、层次化的刑罚处罚体系,以体现对未成年犯的惩罚、教育,有效抑制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态势。     

论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对我国刑法基础理论的冲击

现代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对刑法处罚范围、刑事立法的稳定性、刑法法益保护范畴、刑法解释理论等刑法基础理论提出挑战。面对现代生命科技,我国刑法必须针对性地作出调整,以便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应对,其主要路径一是强化刑法解释,拓展刑法适用空间;二是增设大量生命科技类别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