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及对策

当前因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权属纠纷、刑事犯罪上升，“黄赌毒”蔓延、封建恶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等原因影响了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的稳定，通过积极开展严打整治行动，强化农村治安管理等措施来改善农村治安环境。     

当前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与治理对策

社会治安，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不满意”。“搞好社会治安，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要加强政法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约会强奸”背后的伦理思考

“约会强奸”是指男女双方约会时发生的强奸行为.“约会强奸”是一个法律概念,当前具有低龄化的趋势,对受害人及社会造成了很多恶的后果.伦理道德对两性关系的调控,主要是通过承担道德责任和义务实现的.因此,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约会强奸”,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分析“约会强奸”产生的原因以预防“约会强奸”的发生,减轻或者消除“约会强奸”给被害人及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有组织犯罪特点与对策研究——以“重庆打黑”为研究场域

我国有组织犯罪具有以下特点：政黑勾结是其生长土壤：以合法机构为掩护从事经济活动；有组织犯罪呈产业化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司法对策应采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打击保护伞相结合的整体策略，加大对“黄赌毒”非法行为及非法经济的打击力度，同时积极建立侦查信息网络，且要做好“两劳”人员的帮教工作。在制度层面则要增加法定强制措施。尝试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新农村建设中影响农村群众安全感的若干因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八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意见和措施，提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妥善处理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建设平安乡村，创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当前在社会转型、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农村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可以说“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要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必须为新农村建设着力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石，也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责。     

构建以公众安全与满意为导向的警务模式——以广西钦州市为例

以公众的安全与满意来决定警务改革的方向,是中国警务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近年来广西钦州市公众安全感偏低是客观事实,主要是刑事案件多发而破案率不高、治安案件频发和矛盾纠纷增多而解决难度加大、基层警力不足和涉黄赌毒问题比较突出等导致。因此,构建以民意为导向的新型警务模式,必须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和法律法规、创新有效的预防机制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营造和谐的警民文化氛围等。     

"法轮功"练习者痴迷原因解析

上百万人痴迷“法轮功”邪教,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痴迷“法轮功”者,有思想意识、意志品质、性格特征等自身原因;“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诱惑控制,也是许多人痴迷“法轮功”的重要原因。必须预防和转化并重,全社会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昆明市“两抢“案件的特点及对策分析

昆明市“两抢”案件不断上升,对社会危害较大。作案主体基本上是无业人员,团伙作案突出。缺乏有效防范流动人口作案机制及社会防控存在疏漏是“两抢”案件多发的原因。对策:1.抓好流动人口问题;2.发挥公安机关主力军作用;3.发挥社会各方力量。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辨析

法治和德治是社会调控手段体系中两个最主要的要素,社会调控的良性运作有赖于两者的协调发展。“德法共行”是“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历史总结,在现代中国,二者被升华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德互助”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科学内核;“正法倡德”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实践运用。     

司法提升道德的限度及原则

“以德入法”在立法层面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试图通过司法实现“以法固德”却是给本就境遇不好的司法套上额外的枷锁.“彭宇案”“泸州遗赠案”“教授换妻案”等的判决给社会传递出明显的信号,但却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功能是止人为恶而不是劝人向善的,在于法律中的“人”只能是“普通人”,在于道德的提升本质上是靠制度而不是宣传与说教.当然,司法裁判也有“教育”功能:一个良善公正的判决会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但这种“给力”判决的作出需要秉持四项原则,即个案化原则、法律发现的“合道德性”原则、程序原则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及预防恣意原则.     

“札撒”、《札撒》与《大札撒》辨析

“札撒（yasa）”系蒙古语的汉语标音写法，也读作“札撒黑（yasaqha或yasaq）”，是“政令”、“惩则”之意。在《史集》等史料中，许多“札撒”是临时性的命令。作为临时性命令的“札撒”并不具有法律的性质。作为法律的《札撒》是那些针对普遍情况和一般行为、并且经过忽里勒台的商议并以一定形式公布的规范性规定。制定颁布《札撒》，通过立法来管理组织社会，是蒙古法制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大札撒》是成吉思汗时期《札撒》的集大成者，它并非颁布于1206年，而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的1229年。以成吉思汗《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法律文化不仅及于汉文化区，而且在中亚等广大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从“强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过分重视国家、忽视了社会,导致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当前,国家与社会虽然开始分离,但两者的关系仍处于失衡状态。我们要以“强国家一强社会”为目标,切实增强国家的权威性和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从国际法“主权、承认、继承”来探讨一个中国

台湾和祖国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自从1945年台湾光复后就一直保持完整，“两岸一中”是现存事实，具有国际法规定的法理基础和两岸人民认可的合法性。国际法中国家主权与主权权利不是时等和并排关系。而是主次和“母子”关系。一个中国之主权不容分割，在国际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但在主权共有的基础上两岸人民分享主权权利；国际法从未对“中国”这一国家承认发生变化．只是对“中国政府”的“政府承认”有过变化；国际法规定“政府继承”是新政权对旧政权在所有影响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事务方面的替代．     

日语指示词"こ、そ、あ"与汉语指示词"这、那"的对比考察

在中日对译作品中，日语指示词“ニ、そ、わ”与汉语指示词“这、那”具有不对称性。对这种不对称性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如下规律：（1）日语对指示词有着更强的依赖性；（2）汉语中的“此”、“如此”、“其”及人称代词代替了一部分“这”、“那”等指示词的使用；（3）汉语与日语中的指示词在指示方向上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现象。     

“领头羊”、“牧羊犬”与“猫”——领导、管理还是服务

领导者对于任何组织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大学同样如此。同其他社会组织比较,大学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因此,大学领导者在推动学校建设的过程中,既要讲管理, 又要讲领导,更要讲服务。     

“恋校族”的成因、影响及教育对策

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恋校族＂群体开始扩大。＂恋校族＂既是弱势群体,又是高危人群。这一群体的存在极易引发众多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了解＂恋校族＂的现状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恋校族＂的产生。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启示录——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走进马克思”？

面临后现代理性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向何处去、命运会如何的问题，德里达认为我们必须以一种还债的心态走向马克思，通过奋力的开拓和创新使之不断以新的方式获得再生和转生。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这种核心思想和主导意识边缘化、泛化和中立化，否则就会造成它与时代的脱节和断裂，磨平它的思想锐气，耗尽它所有的精神能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只有深入到使之分离又使之结合为一的内在本源处（社会实践）那一度中去思维，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并使之以新的形式和姿态进入我们的时代文明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理论特质和基于实践需要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生长机制，正是由于它自己的这种实践性品格和把握实践矛盾的特殊能力，才使之赢得并重现于后现代并建构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小城故事"的演叙、媒介杂糅与魔幻叙事

文学、艺术的创作应与社会史密切相关.书写城镇故事的叙事称之为"小城叙事".在传统的"小城叙事"中,通过语言讲述乡土伦理的"演叙"占据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小城叙事"中,"演叙"与工业化冲击下所产生的作品中的"消息"杂糅,而且随着城镇化日益锲入工业化,小城叙事的"消息"性质日益凸显.20世纪90年代末与新世纪之交,当代中国城镇的消费化、媒介化与虚拟化日益严重,仪式性的"演叙"传统变得面目全非,呈现魔幻化的叙事凸显.贾樟柯的系列作品是对当代中国城镇变化历程的清晰展示,在他的《三峡好人》中开始出现了人们直面城镇废墟化的存在主义勇气.     

“中国模式”的验证、特征与展望

成熟的国家发展模式应具备有效性、效率性、效益性、创新性和影响性五个特征。按照这五项标准检验,"中国模式"还是一种处于发展中的、尚未定型且有待成熟的发展模式。针对现阶段"中国模式"所具有的特征以及实际运作中面临的问题,有必要从政府主导、自主创新、发展布局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着手,提高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理解“安乐死”,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实施创造条件

“安乐死”的本质是为减轻患绝症的病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极端痛苦,有利于减轻其家属负担,符合优生、优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安乐死”不存在现实的社会危害,没有损害绝症患者的生命权,是尊重个体生命权的体现。脑死亡法即将在我国出台,为安乐死的实施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