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连带责任

我国已有的行政法规范如2003年5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多处规定了行政连带责任问题,然而,行政连带责任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却显得较为单薄,要建立理性化的行政连带责任制度,必须对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予以澄清。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连带责任的构成、责任类型、法律调控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汉密尔顿的行政权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汉密尔顿的行政权思想,建立在波利比阿、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关于行政权思想的基础之上。为了加强美国联邦政府的政治统治能力,汉密尔顿认为必须由选民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集中掌握行政权;但是为了防止行政首长的行政行为损害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以及司法机构必须设立制衡行政首长恣意使用权力的机制。而为了保障我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必须维护行政首长的职权,党组织要领导行政人员的工作,人大机构、司法机构和社会群众也要监督行政人员的工作。     

行政首长负责制之探讨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有利于明确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和行政效益。要建立智囊系统,以保证行政首长决策的科学性;制定条例,以保证权力运作的规范性。     

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宪政意蕴及完善对策

WTO的规则不仅对我国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行为提出了挑战 ,而且对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宪政视野中的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负责”意蕴 ,系指行政首长对其行使职权所引起的后果负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对策是 :赋予行政首长一定的人事权 ,真正树立行政首长的权威 ;明确规定集体讨论重大问题的范围和程序 ,增强行政首长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加强立法工作 ,提升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法治化程度 ;采取切实措施 ,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首长的监督效能。     

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内涵与制度考量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度。通过对“行政首长”、“负责”等基本概念的分析可见，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提升行政效率的必然之举；通过与法院委员会制比较，厘清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固有属性。行政首长负责制所能够适应的领域以及相关理念制度构成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得以运行的生态环境，通过内外两个层面的剖析，在深层次上探索权力运行的新模式。     

论我国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法制化

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我国重要的一项领导制度 ,但其规范化、法制化程度较低 ,本文就行政首长负责制法制化的必要性、基本要求以及行政首长在决策方式、决策程序、个人责任的法制化上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特别提出了建立行政首长决策的公示、登记备案制度 ,个人责任认定规范化以及建立一般公务员对行政首长制约机制等若干建议     

《行政诉讼法》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理论分析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制度并没有随着其被明确写入我国《行政诉讼法》而终止人们的争议。出庭应诉行为属于权利之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诉权平等原则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法院应该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要有边界,不能审查行政内部的日常自我管理行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仍面临诸多困境。不能以暂时的效果来评价制度的合理与否,不能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之管理方式等同于凡事必须负责人亲躬。行政诉讼法对于诉讼参与双方的平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诉讼地位以及举证规则的调整,而不是程序性的权利义务之不对等。     

论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与产生方式

地方行政首长是地方政府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主要有三种:作为地方行政机关首长;作为地方首长和作为中央或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地方行政首长主要通过居民直接选举、地方代议机关选举、任命或聘任、中央或上级政府任命等方式产生.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和产生方式,决定于地方民主的发展水平,也与地方自治等基本价值理念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是复合单一制国家,存在不同的地方制度,不同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和产生方式也不一样.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和产生方式或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州：七类案政首长必须出庭

随州市近日出台《随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对审程序中行政首长未出庭的审案件，集团诉讼及媒体关的重大社会影响案件，涉及源、环境保护、房屋征收、重安全责任事故类型案件等七行政诉讼案件，要求行政首须出庭应诉？ 作为本机关行政诉讼案件的责任人，行政首长应认真研究案情，积极出庭应诉。 《规定》已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纳入年度依行政考核范围；行政首长未按规定出台应诉，因未依 答辩、举证、应诉导致案件败诉的，将追究相应责任。     

论行政首长出庭制

行政首长坐在被告席上,既是对原告的尊重、对法庭的尊重、对法律精神的尊重,也反映了政府对依法行政和政治文明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当前,行政首长出庭有其理论依据及现实意义,但也有多方面障碍制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系统构建行政首长出庭制显得尤为必要。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