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社会群体性纠纷对策分析

城市基层社会群体性纠纷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是社会既有利益格局再调整的重要途径.目前群体性纠纷解决对策主要是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为主,注重调解解决.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现有对策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对于纠纷的治理而言,群体性纠纷预防和控制工作尤为重要.     

和谐社会群体性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评价及完善

进入社会转型期，因城市房屋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政争议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大原因，应根据新的社会实际和矛盾特点，建构立体多元的群体性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依法化解群体性事件纠纷机制的思考[1]

群体性事件是在经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碰撞集中爆发的外在形式,其主要分为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诉求难以满足和经济利益冲突转化为政治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三种类型。国际社会有着成熟的处置群体性纠纷的方法和经验,在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建立社会调解机制、新型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和信访运行机制,探索构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纠纷解决机制。     

论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我国目前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必须运用理性的力量,创新调处方式,即：矫正其主导目标和价值取向,调动民间力量,转变地方政府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弱化政府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完善群体性纠纷的司法解决方式,确立法院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中心地位,加强与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相关的配套机制建设,从而全面完善我国现存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关于群体性事件发生规律的10个判断——基于参与者行为特征的分析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社会问题.从现有研究看,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描述及其发生的原因分析较多,但对于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点分析较少.本文以国内外社会学、心理学相关领域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国内群体性事件的一些特点,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尝试提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描述模型,并据此对群体性事件发生规律给予尽可能的判断.     

论群体性纠纷的预防

群体性纠纷是一种多数人纠纷,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对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发展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对群体性纠纷进行预防,可以减轻群体性纠纷对经济的冲击,同时可以维护社会稳定。要达到预防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目标,必须对群体性纠纷发生的原因和群体性纠纷的类别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现实情况提出预防策略。     

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分析

我国并不存在经过设计或者立法明确规定的系统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实中所采取的是以地方政府的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为主导、以司法机关的司法解决方式为配合、以社会调处解决为补充,结合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并以非诉讼方式为主体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纠纷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化解作用,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整体和局部层面皆面临着无法全面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困境,机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失灵及其对策——基于“乌坎事件”典型案例分析

法学界主要从群体性纠纷解决、行政法治和宪法公民权三种研究视角,就如何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基于"乌坎事件"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权力运行监督的法律失效、维护权益救济的法律失灵、法律维稳的工具主义是导致目前法律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主要原因,应从树立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维、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台可操作性的现场处置法律规程三个方面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110”解决社会日常纠纷功能研究——以国家、社会和市民的多向维度为视角

“110”解决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种常规机制,这一日常纠纷的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质和功能是为了树立和扩展国家在民众中的权威。     

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成因及预防范式重构——基于重庆市内案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实证考察,发现该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包括:发生频率呈地域发展相关性、小区规划不当或房屋质量不过关为主要诱因、主要表现形式为聚集示威、部分事件具有反复性。当前,对该类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存在的问题包括:现行相关法律缺乏针对性、对购房业主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保障不足、商品房消费纠纷调解过程的定向公开机制不够完善。由于现有一般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预防范式对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缺乏针对性,应该通过在信访制度框架下完善购房业主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推动商品房消费纠纷调解过程对利害关系人的定向公开、强化对具有反复性的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管控,重构商品房消费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范式。     

论实行行为终了的判断与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

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不同类型中止犯的认定标准。在德国,关于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计划说、个别行为说以及全部行为说等学说。在日本,则存在主观说、修正的主观说、客观说、遮断说以及折衷说等不同见解。其中,全部行为说和折衷说较为可取。在我国,对行为是否实行终了的判断也应采折衷说,即应与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联系起来作出判断。     

共产党人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的时代价值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整体上说就是党的先进性,因此永葆党的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具有着根本性价值,包括认同价值和促进价值;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个体上说就是党员的先进性,因此永葆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具有着主体性价值,包括中介价值、示范价值和保证价值;党的先进性和党员先进性是高度统一的,因此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的现实基础,对我们强化军魂意识有着重要的发展性价值,包括基础价值和着力价值等。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研究

著作权归属是委托创作合同的重要条款。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关系到委托人著作权的取得、受托人义务的履行以及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债权形式主义的背景下,委托人通过委托创作合同取得著作权属于继受取得。由于作品的无形性和著作权登记制度的缺失,受托人移转著作权依赖法律推定。著作权从创作完成之日开始移转,委托创作合同的书面形式往往成为著作权移转的公示手段。但是委托人支付报酬的义务与受托人移转著作权的义务构成对价,并对法律推定的著作权的移转产生影响。     

法与伦理的交织:婚生否认之诉中适格原告分析

婚生否认之诉是人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大陆社会伦理观念较为相近的台湾地区,其民法亲属编经过十余次修正,其亲属法日益与世界亲属法的潮流相融合。反观我国亲属法和民事诉讼法,仅就婚生否认之诉中适格原告问题仍无法达成一致。而适格原告是成功构建婚生否认之诉的前提。借鉴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成功立法经验和结合我国现状,论证我国婚生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不仅限于夫、妻及子女,还应有条件的包括第三人。     

论完善对地方立法中法律责任的设定

为了保证地方立法机关在地方立法中更科学合理地设定法律责任 ,立法者在拟定法律责任条款时 ,首先要体现地方立法的目的 ,同时 ,其内容的设定 ,还要体现出科学精神 ,具有可操作性 ,考虑该法在施行中的要求。但从我国现行地方立法法律责任条款来看 ,仍存在法律责任条款不协调、缺乏衔接 ,法律责任条款过于原则 ,法律责任条款有明显空白漏洞等方面的问题 ,直接影响了地方立法的有效实施。针对地方立法法律责任条款存在的问题 ,应采取加强法律责任条款的衔接和协调、加强法律责任条款的量化、避免法律责任条款的空白漏洞等措施 ,完善地方立法法律责任的设定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试论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民法物权内容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现代民法相衔接的<物权法>的制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大学者对此各抒已见,而其中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我国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现状出发,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完善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议.     

新时期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考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永葆党的纯洁性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党的十八大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全面分析新形势腐败的新动向,总结腐败的原因,推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考,永葆党的纯洁性。     

公司分立无效之诉初探

公司分立涉及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我国应参酌国外立法例设立公司分立无效制度。公司分立无效一般只能通过诉讼途径来主张 ,法院在审理公司分立无效之诉时 ,应尽可能保持分立后法律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