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视域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城市安防、刑侦追踪、执法监督、金融支付、身份验证等领域的应用,因其高效率而广受人们青睐,且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功不可没。从英国的"世界人脸识别第一案"和杭州的"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看,较低的违法成本使人脸识别技术被侵权行为人非法利用。基于此,我国需要制定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标准、细化限制规范、开展定量风险评估,并采取专门监管、强制保险、行业自律及多元公益诉讼等预防性、低成本的法律规制措施。     

论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隐私权的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其重点是个人资料隐私权的保护。个人资料隐私权则是指自然人对本人的个人资料加以控制和支配,不受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权利。网络环境下侵犯个人资料隐私权主要有:非法收集个人资料;非法公开个人资料;不当使用个人资料;不当处理个人资料等形式。世界各国对个人资料隐私权保护主要采取技术方式、自律方式、他律方式以及"安全港"方式。我国应尽快制定相应的个人资料保护法。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的良策--试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收集证据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尚未绝迹,法律规定上的缺陷使得非法收集的证据在法庭上得以使用和确认。因此,必须确立诉讼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刑事推定的适用——以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物品罪为例

刑事推定体现了经验法则与逻辑理性、利益衡平与诉讼效率以及法律强制与自由裁量等价值和意义。推定的适用包括表见成立和反驳两个环节,分别有其条件和法律效果。同时,应正视推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其应有所规制。我国《刑法》对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做了特别规定,即在认定该罪名时存在法律推定的适用问题,适用范围仅指对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来源和用途非法的推定。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认定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认定张巍本文所指的非法证据是指执法人员违反法定职责或程序，以违法手段和方法收集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刑事证据。是“非法收集的刑事证据”的简称。非法证据有悖于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原则，与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法治要求...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的良策——试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收集证据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尚未绝迹，法律规定上的缺陷使得非法收集的证据在法庭上得以使用和确认。因此，必须确立诉讼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我国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为分析对象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实物证据应具备＂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三个条件。判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书证、物证是否应当排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适用问题,更多的需要司法机关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动态变化,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找到进行取舍,实现多种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收集书证、物证过程中存在的程序违法行为,如果没有违反宪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实质性的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则不宜界定为取得证据＂非法＂;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判断,应从违法收集证据的严重性和排除非法证据对国家利益损害程度来权衡,要根据具体案情,衡量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非法实物证据是否可以采纳。对违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但却并非重大违法,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取得的证据,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也可以接受。     

对若干在ATM机上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行为的定性分析

对于在ATM机上非法使用诸如拾得、盗窃所得的他人信用卡取款等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论。传统刑法理论基于“机器不能被骗”的理论,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这种理论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机器和人一样,都能够被骗。对于在ATM机上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取款、转账等若干行为,应视情况不同具体予以定性。     

大数据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惩治困境及解决路径

在民法总则已经确立"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基础上,应当实现刑法对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独立保护。从严解释"间接可识别信息",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应具体到"特定自然人"。信息的价值体现在使用过程中,在遇到信息内容竞合时,要从信息的具体用途来判断信息类型。在犯罪对象从个体化向海量化飞跃中,信息数量的认定应由传统"精确计量"向"等约计量"转变。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非法获取人员”的认定——美国法的“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法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规定为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人员,而关于非法获取人员的范围与认定标准等都欠缺详细的规定。依据立法规定,并参照外国法理论,非法获取人员应是指除内幕人员外,可以凭借与发行公司或内幕人员的关系而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或者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对非法知情人员,美国判例则创制出了＂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以规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责任。对内幕人员的配偶与直系血亲,中国法应明文规定其相关责任,并利用＂信息泄露理论＂进行规制,而对其他以非法手段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则不妨适用＂盗用理论＂以进行惩治。     

关于非法证据证明力的思考

非法证据证明力不明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屡禁不止 ,应立法确定非法证据一般无证明力原则及例外     

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主观犯意的证据认定——以个案为例

贷款诈骗犯罪往往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需结合相关主要证人的证言证实贷款合同背后的真实犯罪目的。要重视收集审查涉案人员提供的相关书证以辨别交易真伪。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骗取银行贷款,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仅以使用被骗取的贷款为目的,或者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应认定为骗取贷款罪。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适用之探析及构想

一、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界定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指违反法律程序,以非法的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原则。即司法机关不能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非法证据的大致范围包括: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构建中国模式下的证据排除规则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词、实物依法排除。     

安全、隐私和公民自由——公共场所人脸识别系统的技术安全问题反思

公众和半公众区域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用于监测目的的技术安全问题,需要关注人脸识别技术用于监视功能的安全、隐私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当前,以人脸识别技术为基础的公共监视系统暴露出了技术误差、功能潜变和隐私泄露的问题,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是否已超过公共监视系统的安全价值值得反思。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风险及其防控研究

人脸识别技术与社会诸多领域的互嵌宣告着"刷脸"时代的来临,其在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技术风险、侵权风险以及社会治理风险.为规制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风险,防止技术失控与技术僭越,在治理规范方面,应当完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风险防控规范;在治理主体方面,应当实现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风险规制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论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

一、问题的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承认自己犯有罪行和关于犯罪具体过程、情节的叙述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同时刑诉法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使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月D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否可作为定案的证据？刑诉法没有规定，实践中做法也不一。敌本文不惴寡陋，拟对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的立法规定及其理论基础作一探讨，从而认为我国应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这不仅不…     

侦查视角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研究

人脸识别技术是生物特征识别领域最典型的应用之一,在公共安全、智能安防、金融交易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智慧公安建设为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脸识别技术也发展成为侦查实践中进行身份识别的重要手段。但侦查人员的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人脸图像的采集、识别结论的综合研判、人像鉴定的辅助等。人脸识别技术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和多维资源之间的结合应用成为智慧警务的前沿阵地,势必带来侦查方式与侦查理念的变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误区与规则重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忽视了诉讼结构加工信息的特有功能 ,证据具有的自在性、必然发现性以及公用性使得非法方法不能作为断送证据“前途”的合理理由 ,考虑到公民无权把隐私权和沉默权作为隐藏犯罪证据的手段 ,建议引入非法与合法事后证明规则以及收集证据人员的取证风险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