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红头文件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

政府红头文件产生的应然意义是促进依法行政,弥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不足与滞后,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在现实法律生活中,由于制定主体混乱,制定程序不统一等多重原因,导致了政府红头文件制定行为的失范,进而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的实现。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应贯穿于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对政府红头文件中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信赖正常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有助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从一起行政案件看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许可法》第一次通过立法明确了信赖保护原则,必将对我国政府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以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深刻的影响。     

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透视

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信赖保护原则是通行的原则,其目的是要求政府诚实守信,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本文从诚实信用、人民主权和权利本位三个方面来透视信赖保护原则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国的行政程序法亦应确立信赖保护原则。     

论信赖保护在我国适用的困难与对策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得到发展。随着行政法学的不断发展,如今的信赖保护原则已经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在赋予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对政府义务做出了规定,即应该做出正确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并未得到良好的适用,出现了政府的行为不为人所信赖的现象,同时有些政府行为也未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析具体行政行为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为使社会成员不因信赖行政行为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保护屏障,具体行政行为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具体行政行为的变动必须以保护相对人合法的期待利益为前提,当具体行政行为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发生变动时,应当给予相对人以相应的补偿。基于具体行政行为变动中的各样态的差异性,信赖保护原则应有不同的质求。     

诚信政府与信赖保护--以行政许可法为基础的展开

确立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打造诚信政府,不仅使得行政相对人能够获得更稳定的法律预期,能获得更好的平等保护,而且也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改善,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塑造.行政许可法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反映,也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政府"透明、公开、公正、非歧视原则"的一种体现.它在我国行政立法上首次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分析及其制度重构

信赖保护原则是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对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影响深远。自我国《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条文的形式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相关内容以来，该原则在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关于信赖保护规定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重构。     

政府在行政指导中的信赖责任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能够灵活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管理需要的"柔性执法"方式,越来越广泛地为我国政府所采用。但由于立法的滞后和行政指导自身的不规范和不健全,在行政指导实践中存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因行政指导受到损害时无法获得救济的问题。政府在行政指导中的信赖责任的引入,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和促进行政管理目的更好地得到实现的重要手段。     

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已经得到明确的确认。我国理论界对此原则缺乏研究,立法中也没有相关规定,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信赖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本文在分析确立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依据和内容的基础上,论述了在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在我国确立该原则提出初步构想。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论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权的保障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在行政法律活动中处于弱势、被动地位。为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和实体权利,必须充分尊重并保障其程序参与的权利。同时,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参与权也是民主与法治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鉴于当前我国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方面的现状,亟须建立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保障机制。     

试论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设定上只有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设定原则、许可设定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限制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贯彻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对拆迁立法的影响--对房屋强制拆迁的违宪思考

目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存在诸多违宪之处.新的拆迁立法应按照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拆迁的基本思路,以利益平衡为指导思想,体现公平和效益,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规范拆迁行为.取消非公益拆迁中的行政裁判制度,非经司法程序不得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财产.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足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应当将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裁决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采用概括式规定法院应该受理的行政案件 ;以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为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不能全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某些内部行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应当受到司法审查。     

规范与控制行政契约优益权

行政契约是市场经济理念向公共领域渗透的结果,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政府管理手段。为了保障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防止权力滥用,对行政契约优益权的规范与控制应作为配套措施与其使用同步进行。     

行政规则及其效力外部化初探

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指挥权,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或运作,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所发布的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抽象性规定。其类型依据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组织性规则和执行性规则。行政规则不仅具有拘束行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务人员的效力,而且依据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组织性规则、解释性规则、裁量性规则与补充性规则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影响外部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如果发现行政规则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法律的精神时,应拒绝对其予以适用;如果发现其是合法有效的,也应该在判决文书中予以援引。     

论《行政强制法》对公安行政工作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使公安行政强制的法律概念进一步明晰,强化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具体事项的识别标准,强调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确立了公安机关行政强制的适用原则,对公安行政工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行为的法律研究

城市房屋拆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探讨中,更多关注拆迁过程中的土地征收和征用、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内容,而对拆迁过程中政府的行为讨论较少。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行为,包括行政行为和行政相关行为,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法律层面认真研究并加以完善。     

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应明确几个范畴:在地位上,行政复议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以复议选择、司法终局原则为基本原则,以复议前置、复议终局为例外。进一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与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