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论特殊侦查取得证据的使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的适用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对特殊侦查取得证据的法律地位予以了认可,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得到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该规定出台之前,侦查机关使用这类证据通常包括转化使用、非公开使用和直接公开使用等方式,按照该规定对特殊证据的认定原则,应尽量直接使用特殊证据,但鉴于立法、司法等原因,转化证据和非公开使用特殊证据的方式也会存在。这几种方式在内线侦查、外线侦查和技术侦查等侦查措施中又有不同的适用。     

关于新刑诉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理解

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有新的规定.解读这些规定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内容: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其特点、种类、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刑技措施的区别;技术侦查措施的三个适用范围、一个适用环节、三个适用对象的立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控制原则、使用主体、批准与决定主体、执行王体、审批程序、监督机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的条件、证据材料使用规则.     

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问题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纳入到基本法律的立法规制中,技术侦查材料被赋予了证据的合法地位。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针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技术侦查证据应当严格排除,以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侦查——从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谈起

刑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由于此类案件受案时嫌疑对象一般较明确,犯罪事实容易查清,因此要将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确定本案的证据标准,从而明确侦查取证的目标;二是结合案情,选择合适的侦查途径,实施恰当的侦查措施,不断推进侦查工作的进展,获取犯罪证据、完善证据体系,保证案件的成功诉讼。     

论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资格

技术侦查在各类侦查工作中不但应用广泛而且侦查效果显著,但刑事诉讼法未对技术侦查进行应有规范,造成了技术侦查实施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同时也导致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降低甚至被忽略。如何认定技术侦查获得材料的证据资格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提高司法各阶段的办案效率、实现当事人正当权益有现实意义。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简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探讨

立法规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中国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巨大进步。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证据观念的转变,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措施的改进等方面。其次,存在着非法证据界定难,非法证据举证难和规则适用参与难等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转变证据观念,提升依法收集国家证据的能力,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进一步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走向司法实践。     

公安侦查程序中瑕疵笔录证据

公安侦查程序中的瑕疵笔录证据属于主体真实的证据,与合法证据、非法证据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区别。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中国式"创新——瑕疵证据可补正的排除规则,附条件的承认公安侦查程序中的轻微程序违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在刑事诉讼理论日益完善,警力资源严重匮乏背景下,系统分析公安侦查机关侦查程序中的瑕疵笔录证据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并提出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建议显得格外重要。     

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法理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侦破一些具有隐蔽性和组织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具有特殊效果。但在我国,不论是从刑事实体法,还是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看,诱惑侦查都存在与现行法律的严重冲突。那么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又当如何采信,通过对诱惑侦查所得证据材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认为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在采证诱惑侦查所取的证据材料时,应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限制性肯定;同时尽快将诱惑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     

技术侦查行为的“概括性否定”

落实和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随案移送和法庭调查规则,需要首先解决技术侦查的司法审查理论和司法审查依据问题。刑事诉讼法第52条概括性否定的规定隐含着证据容许性审查内容,但是在审查的内容、审查的资料来源以及原始案卷移送等问题上仍不清楚。概括性否定包含着侦查行为必要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审查的资料来源应当包括亲历性证言、情报来源、物证来源等方面的证据,尤其应该包含适度的侦查卷宗出示。卷宗证据必须能够如实反映欺骗性侦查行为的具体取证实施过程。     

论德国的侦查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一个重要国家 ,德国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有权强迫检察官起诉 ,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德国侦查强制措施包括了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它权利的限制 ,使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措施和非强制性措施面前都能得到有效保护 ;在证据收集上 ,德国对非法证据限制排除 ,采用利益均衡原则 ;对于拒绝作证的人 ,德国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实施处罚。研究、借鉴德国的侦查制度 ,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     

证据动态变化与侦查阶段证据保管机制之构建

侦查取证工作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在侦查取证领域,应当密切关注证据的动态变化。证据动态变化在现场勘查前后一直存在,既可能是自然因素所致,也可能是人为因素所致。为有效记录并解释证据的动态变化,应当在侦查阶段构建科学的证据保管机制,从而确保侦查取证工作的合法性和科学性。     

侦查证据严格性的逻辑分析

在侦查逻辑和侦查实践中,判断、评价、选择侦查证据的根本标准就是侦查证据的严格性。它包括侦查证据的真实性、侦查证据的相关性和侦查证据的效用差异性三个方面和本质特征。借助于现代逻辑,这三个方面都可以在逻辑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或度量。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改革

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和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将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合并为一类证据,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为一类证据,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证据材料的归类和证据地位问题。在证据资格上,规定了行政执法过程获取的证据材料、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强制采集的样本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新刑事诉讼法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诸多重要内容,对证据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修改和完善。＂两个证据规定＂作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多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应当继续严格贯彻执行。     

电子数据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的运用——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电子数据独立的证据资格。电子数据证据(简称电子证据)在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起到了作为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辅助证明犯罪事实和手段、帮助发现犯罪线索、突破案件等重要作用。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电子数据证据的特殊搜查和扣押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等问题,故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须符合合法性、及时性、全面性和比例原则,并采取特殊方法予以收集固定。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我国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我们的对策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该规则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模式、侦查成本、侦查讯问及侦查人员的人权保护意识、取证理念等面临多重挑战.为此,要加强对侦查人员人权保护意识、诉讼意识等培训；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模式；建立非法证据防范机制；加强侦查投入,提高侦查取证技术和水平.     

论侦查实验结果的诉讼证明力

侦查实验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一项侦查措施,在侦查破案以至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其他侦查措施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侦查实验结果具有证据的属性,其证明价值要结合个案情况具体分析。虽然不同法系对侦查试验规则的立法方式和具体内容规定不同,但我们应加以借鉴,以便建立我国的科学、公正、文明的侦查试验证据规则。     

监听的立法及其在证据法中的地位研究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监听是一把双刃剑,如对其不加任何制度约束和限制则易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尽管监听在实践中经常被我国侦查机关采用,但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强制措施却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正确界定监听形成的证据之效力已成为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