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侵权责任相关问题探究

人身损害行为带来的损害赔偿责任分为人格利益补偿与财产性利益的补偿。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对于人格下经济利益的补偿在认定标准上的地域差异,使民事主体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补偿。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完整也造成民事主体精神损害得不到赔偿。     

论国家侵权责任的私法属性——基于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进路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制定不得不面对国家侵权责任的评价问题,国家侵权责任的定性有利于明确立法的抉择与司法的适用。国家侵权责任的规范模式存在公法责任说与私法责任说。从规范主义进路来看,国家侵权责任的定性依赖于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区分,且存在将国家侵权责任认定为私法责任的论证途径。从功能主义出发,公法责任说过于强调国家侵权责任的个性,使其无论在制度的援引与功能的发挥上存在实质性的障碍,与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现实"语境"不符。私法责任说则强调私法制度对国家侵权责任的补充性作用,更有利于国家侵权责任之功能的发挥。因此,国家侵权责任应认定为私法责任为宜。     

财产性利益侵权救济于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利益衡量

现代社会财产性利益无处不在,但侵权责任法并不可能为所有的财产性利益提供保护,因为责任的成立关系受害人财产性利益保护与不确定行为人行动自由维护间的博弈与平衡。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与司法环节进行必要的利益衡量,以划定侵权法对财产性利益的保护边界,而利益衡量又可通过"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规范与司法适用来达致,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

公法管制之违反如何引起民法上之侵权责任?"保护他人的法律"最具探讨价值。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并未规定此种侵权类型,但"保护他人的法律"仍有助于确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控制公法的私法介入,并为已有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储备和本土化路径。公私法相互支援背景下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工具化,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介入侵权责任认定提供了思路,即公法作为确定侵权法保护的"利益"之依据和过错认定之依据。     

环境侵权及其救济的法益分析

环境侵权概念应恪守传统理论 ,其所侵犯的利益仅限于私法上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至于环境利益 ,可以成为环境侵害概念中所侵犯的利益对象 ,而不是环境侵权所侵犯的利益。只有这样 ,才能准确把握环境法与侵权法的各自功能和作用领域 ,从而有效维护环境侵权领域的各种利益     

第三人致雇员人身损害案件中的雇主责任

第三人致雇员人身损害的案件本来与普通的侵权案件并无实质的区别,但是由于雇佣关系的存在,司法解释规定雇主应对此类损害承担责任,将雇员的损失转嫁于雇主,再由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通过追偿权来弥补自身损失。此种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雇员的损害得到及时的救济,但是却忽视了雇主的利益,使雇主承担了自己过错之外的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违社会公平,也为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扰。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后,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视为已经失效,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将更加明确。     

论经济法责任

法律责任仅仅是法律后果中的特殊否定形式,法律责任按客体不同分为财产责任、行为责任、信誉责任、人身责任和资格减免责任.法律责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具有"公共资源性"和发展性.经济法后果具有综合性,经济法责任主体和构成要件具有复杂性,经济法诉讼具有特殊性,私法责任和公法责任都不能满足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社会本位目的的需要.     

论一般人格权的本质与功用--兼论对宪法私法化的思考

一般人格权是由德国法院用判例的形式确立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私法领域的一种权利,其主体具有普遍性;其客体是抽象人格利益,囊括了公法与私法上的利益;其权利内容的延伸性.就其功用来说,它在于"创法"、深化对人权的认识以及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防止公法以弥补漏洞为由向私法的渗透,是私法自治的屏障.     

司法侵权的归责原则

司法侵权的归责原则是归责的规则 ,是确定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行为侵权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了违法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所组成的多元归责体系 ,全面体现了侵权法的制裁、预防、补偿、保护权利等功能。     

网络名誉侵权的几个问题

网络名誉侵权应承担何种责任,司法管辖地如何确定,造成损害赔偿如何计算,已成为网络名誉侵权的重要问题。网络法律在协调人格权与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应使公众利益作些让步,避免给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障碍。     

环境民事诉讼研究

环境民事诉讼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主要由侵权责任法调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民事诉讼法调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案件和物权法第90条规定的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公害案件和自然环境破坏案件（生态环境案件）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为正确处理环境类民事案件,必须准确把握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与物权法第90条的关系以及侵权责任法第68条规定的债务性质,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构建

对于缔约关系,我国《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虽然都有所规定,但其规定的调整对象都是针对缔约双方当事人而言的。而对于在缔约过程中,因第三人的介入而给缔约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形,这两个制度都无法提供合理并全面的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着第三人侵害当事人缔约关系的法律纠纷,为此,我们应当构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现阶段考虑到立法的缓慢性与司法实践解决类似法律纠纷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遵循法律适用的目标,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至第三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院可以先通过设立典型案例的方式来解决其适用与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包价旅游合同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由包价旅游合同纠纷案可看出,因旅游经营者违约致旅游者精神享受利益受损现象愈来愈多,但目前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学术界大多都主张以侵权之诉提起,并不认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对旅游者来说有许多不利之处,相反,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则容易很多。况且,包价旅游合同的特殊性在于以精神享受为目的,当旅游者只是精神享受利益受损、不存在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时,则无法提起侵权之诉,只能通过违约之诉来解决。我国应在借鉴域外法和国际性立法的基础上,将包价旅游合同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法律体系中。     

民事侵权原则之借鉴：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完善的路径选择

侵权发端于民法,民法关于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已比较完善。行政侵权实为侵权法的特殊形态,与民事侵权责任有法理上的相通之处,存在借鉴可能性。过错责任以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无故意或过失为标准进行归责,在事实行为和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领域可为相对人提供救济;危险责任在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责任判断上从加害人出发,只要行政机关没有对危险尽到及时合理的清除义务即应承担责任;在上述归责原则均不能适用时,公平责任可以发挥一定的补充作用。     

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责任竞合问题研究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形式。它本来源于英美法系,1993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这一赔偿制度,并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可以说,我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已经形成一个条文集团。这些众多的法律条文在适用上会遭遇到责任竞合问题,即几部法律同时适用于同一个行为的情形。然而,一个行为不可能被多次追诉,否则会有违禁止多重追诉的法治原则。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惩罚性赔偿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责任竞合情形包括两大类：一是在私法内部的责任竞合问题;二是惩罚性赔偿与公法上的惩处相竞合的问题。针对不同性质的竞合问题,应当采用不同的竞合原则。     

论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归责原则

我国行政赔偿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违法原则存在三方面缺陷：限制行政赔偿范围;不能解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引起的行政赔偿问题;难以解决共同侵权、混合过错等情况下的责任分担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行政赔偿应主要采用客观过错原则,并把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辅助原则。     

论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类型化构造——基于民法典的内外在体系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向来为民法学中的疑难问题，《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亦存在较大的争议。未年成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的核心在于未成年人责任能力制度，而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之构建又取决于法律体系所欲实现的内在价值体系。自《民法通则》以降我国法律完全否认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从而由其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此种立法模式固然实现了充分保障受害人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的价值追求，但是却并未能够兼顾其他现代侵权责任法所追求的价值。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经济学等新的研究成果共同指向只有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按照其年龄予以类型化，也即区分为绝对无责任能力与相对无责任能力，才能够在损害预防、受害人保护、未成年人养成、鼓励父母养育子女等诸多现代民法典之内在价值体系中实现最佳平衡。     

On the Typo-Construction of Tort Capacity of Minors

The system of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minor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the civil law, and there are also major disputes during the drafting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and civil code. The core of the liability system of the damage caused by minors lies in the system of the tort capacity of minors, which depends on the internal value system that the legal system aims to realiz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1986), the Chinese tort law has completely denied the responsibility capacity of minors, so that their guardians should bear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this legislation mode has realized the value of fully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minors,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value pursued by other modern tort laws. The new research results in jurisprudence, psych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pedagogy and economics point out that the capacity of minors should be further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age, that is to say, into absolute incapacity and relative incapacity. Only in this way many values pursued by the modern civil law systems can be balanced,such as preventing damage,compensating victims,cultivating minors,and encouraging parents to bear and raise children.     

论美国侵权法中的公共侵扰

公共侵扰是英美法中的特有类型,原被限制在公力救济的范围内,是由多数本属刑法处理的小罪的总和,后逐渐发展至允许受有特殊损害的被害人提起私人侵权之诉。工业革命前,公共侵扰侵权的应用被谨慎地限制在不动产和公共权利的范围内,行为人承担责任以其对行为有控制能力为前提。这种限制在工业文明之后被突破。在环保运动背景之下,公共侵扰侵权责任的重心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不再是本源上作为消除有害行为的强制手段,而演变为一种新的进行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     

论侵权法的社会化——以侵权法与保险的关系为重点

现代社会赔偿为首位的原则改变了侵权法的性格,突出表现在从个人责任的追究转移到损失的分散。侵权法开始扩张到严格责任,并在规范或事实上受到保险观念的影响。但是,以原告—被告的利益关系为基本结构的侵权法仍然面临着责任追究成本过大、赔偿范围与数额不确定、人际不公平等批评,其进一步扩张也导致了责任保险业的危机。道德论者在矫正正义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上重新奠定了侵权法的正当性。功能主义论者也大多认为,侵权法在损害预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此外,保险制度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某些损害不能通过它来填补。因此,侵权法规则并不能被保险所取代,但是无论从现实上还是理论上讲,过分扩张侵权法缺乏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