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质疑

收容遣送制度在最初的设计上，是一种救济制度，后来演变成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就内容上来说，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在实践中，收容遣送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很多方面缺乏公正性，必须予以废除。     

收容遣送制度研究

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收容遣送制度曾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随着民主法制的进步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收容遣送制度的不合法性和不合理性逐渐暴露出来。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容遣送制度的现状,并提出了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     

收容遣送制度应予废止

收容遣送已演变成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措施。它违背了宪法基本原则 ,严重滞后于我国现状 ,应予废止。     

现代宪法：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国家法治法

本文从宪法的价值出发,探讨了宪法产生的本源,应该具有的内容和功能,提出了价值上的宪法应该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以限制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国家制度的设置和规定为核心内容,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国家法治法的认识。     

宪法的躯壳与灵魂——魏玛宪法和五四宪法的文本比较

魏玛宪法和“五四宪法”在结构和内容上的相似性决定了两者在宪法史上的突出地位,但两者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本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又注定了二者的共同致命缺陷:躯壳和灵魂不协调,也必将以悲剧结束。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和有关制度与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诉讼机制和审判职能不能和谐相融,且显见瑕疵,为此,必须进行开放式民事诉讼立法,其内容要紧扣公正公平原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构建以权利限制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     

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宪法保障

腐败是全球性问题。尽管国际社会不断从国际层面上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力度,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关注腐败问题;但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效果还取决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内相关制度和有关法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相关制度需要宪法的支持,宪法的内容对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起着重要作用。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和有关制度与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诉讼机制和审判职能不能和谐相融，且显见瑕疵，为此，必须进行开放式民事诉讼立法，其内容要紧扣公正公平原则，以保障公司权利为核心，构建以权利限制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     

现代辩护制度的宪政根基与实证考察

宪政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表达,也需要宪法和法律予以保障。在限制和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的种种方式中,刑事惩罚最为严重。因此,一方面,在宪法上明确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需要设定无罪推定等保障机制,奠定辩护权的根基,另一方面,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护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效果。在现代宪政国家,辩护制度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力求良性互动。因此,我国辩护制度的完善,不能局限于刑事诉讼法,还必须关注宪政化进程。     

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特点和内容决定了其自身有一定的缺陷。因此 ,我们必须重新阐释有关的宪法理论 ,建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 ,并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对离婚设立了三项救济制度,即离婚损害赔偿、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离婚救济制度,既能排除婚姻当事人因离婚而陷入生活困难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又能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劳动权的宪法释义及其救济机制研究

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是指宪法规定的有关取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及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由择业自由权与就业援助权为核心要素构成的一系列权利束。劳动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它应受到宪法合理的限制。劳动权与公权力、私权利存在冲突,应通过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倾斜原则与协调原则调适。宪法视阈下的劳动权具有可诉性,建立宪法主导下的法律保障体系,同时借鉴域外立法构建包括公益诉讼制度在内的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模式,以确保劳动权的实现。     

论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纠纷的法律救济——以司法审查的有限介入为基点的考察

近年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大案”引发了学界对于公立高校与学生因管理行为引发的法律纠纷的高度关注.此类纠纷实际上是学术自治的权力与学生受教育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使地位悬殊的二者的权利义务达到平衡状态,就需要在学生的救济制度的设计上更多地考虑对于学生的权利保护.但是教育系统的内部救济始终无法让人相信其公正性,所以就很需要司法权介入纠纷的解决,法治原则之下不能容忍教育这一领域成为“法治国下的隙裂”.但是司法力量介入此类纠纷又引起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担心,于是司法审查的范围就成为了解决此类纠纷一个关键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程序的规范路径

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措施的严厉性会使被羁押对象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对审前羁押实施较大强度的法律管控是现代法治国家采用的通例。我国审前羁押先期刑罚的意味浓厚,法治化水平低下,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欠缺。在法治中国的视阈下,要通过转变司法理念,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按照审前羁押的目的性、法定性、必要性、救济性等原则,以严格的司法审查、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等来规范审前羁押制度,最终完成我国审前羁押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解释

《婚姻法》第46条严格限制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形,由此引发因制度供给的法定理由不足、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不明、权利救济不充分导致的司法裁判路径混乱。我国离婚损害赔偿本质上是配偶一方因过错行为违反婚姻契约导致离婚而产生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在解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91条新增的有其他重大过错时,既要充分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也要平衡好过错责任与离婚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社会性别实质平等和公平正义。对于配偶一方婚内生育他人子女等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过错情形导致离婚的,应当属于其他重大过错。民法典第1087条新增的“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与第1091条的制度功能和侧重对象各不相同,在司法适用中并不冲突。     

新形势下公民迁徙自由的保护及现实路径

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宪法中,迁徙自由一直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1982年宪法没有恢复1975年宪法删除的公民迁徙自由条款,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经历了肯定——否定——松动的过程,迁徙自由条款的发展变化是和社会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势下,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成为越来越紧迫的要求。恢复迁徙自由在宪法中的地位,废除户籍登记条例,制定新的户籍法,为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     

论遗嘱特留份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从表层上看,是对遗嘱自由制度的一种限制,但从深层次来说,它却是自然法衡平、公正理念在继承法中的体现。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缘由,当然这种对遗嘱绝对自由的限制体现为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在将这一制度引入我国继承法时,应当慎加考虑。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的区分——兼及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建议

姓名权是最早被确立的人格权，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有着本质区别。姓名权是权利，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本质上仍属于法律上的利益。姓名是人身外之事物，为权利客体；也只有借助“权利”这个技术工具才能建立起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勾连。生命等人格利益是人之本身的必要要素，作为权利客体会造成主体与客体的混淆，而且不通过“权利”这个技术工具，也能实现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连结，并通过对“人本体的保护”而获得法律救济。姓名权具有自我决定姓名、使用姓名、变更姓名、请求他人以正确方式称呼自己等积极权能，以上积极权能决定了其必须在侵权法保护之外，独立构成一种权利。生命等人格利益并不具有积极权能，仅消极被动地受侵权法之救济，故其没有成立权利的必要。相反，若承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为权利，反而会为其添加有害的处分权能，从而带来贬损人格尊严的危险。以上反思，亦有益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之完善。     

言论自由能否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

现代的社会是法制的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调整以及约束,自由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发表言论的自由势必要受法律的制约,当言论的内容或者方式触犯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也势必会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危害行为的特征和基本形式来看,发表言论这个行为是能够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这意味着言论自由也要受法律制约。在认定发表言论是否构成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危害行为的实质以及发表的言论中所可能构成的犯罪的实质,具体分析其可能产生的行为后果,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动机,再进行具体区分。     

契约自由与反垄断规制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理论与制度的基石。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弘扬契约自由 ,但同时必须限制契约自由 ,防止由于其被滥用造成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竞争秩序的破坏。契约自由的滥用会生成垄断 ,障碍竞争 ,因此必然会受到反垄断公共政策及其立法的规制。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同时肩负着维护蕴涵于经济民主中的契约自由和防止契约自由滥用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