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传统中国存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规则有自生自发性特点,解决纠纷的刑事法律发达,注重实质上的公正。从纠纷解决机制的演变来看,存在从重视调解向重视审判的趋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可以使我们有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乡土社会的民间习惯与纠纷解决——以帮工习惯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法秩序分析乡土社会的帮工习惯,帮工习惯属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规范,是熟人社会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具有分担民间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主要依靠私人惩罚机制保障实施,背后体现了与国家法截然不同的乡土逻辑。在纠纷解决中,对于帮工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应当善用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手段实现法秩序的沟通。     

纠纷解决与规则多元

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探讨已逐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当事者在对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理性选择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各种模式所依循的规则进行比较。当事者要考虑的包括其被何种权威所持有、其对社会价值的选择与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效力来源与结果的可预期程度如何等因素。当事者身份的不同和不同的纠纷类型决定着对不同规则类型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对不同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无不体现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累积起来的生存经验,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规则的多元自然也就因其存在着深刻的哲学基础与社会基础而具有了合理性。     

论ADR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制度设想及其实现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法治建设遭遇的最大困难也在农村.现代城市社会维持秩序的规范是法律,而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多方面,起作用的是礼.在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之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正是符合乡村社会解决纠纷要求的理想方式之一.中国法制要摆脱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境地,提供在乡村中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凸显诉讼功能,加强法治,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就必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乡村精英与规则变迁

乡村治理模式与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结构性因素:乡村精英与规则。一方面,乡村精英根据地方的需要选择适用不同层面的规则,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对多元规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规则凭借自身的公共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约束和规范乡村精英的行为,并最终保证乡土社会和谐的生活方式。     

系统论视野下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社会转型期间纠纷的多样性与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决定了以系统思维分析、完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实践,但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仍需要继续推进.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最优化和模型化方法,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即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第二,协调诉讼解纷机制与非诉解纷机制,以及非诉解纷机制内部各具体解纷方式.第三,完善一站式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当代乡土社会的规则冲突及其演变--以一起乡民诉讼为例

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不断地与地方性规则相脱离.当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场域中适用时,地方性规则与国家法之间还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并在具体的案例之中体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中的规则冲突及其演变模式,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所可能采取的解决方式.     

良性司法距离在后乡土社会的搭建——以派出法庭诉讼服务优化为视角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派出法庭所处的基层乡村已不再是曾经的乡土社会,而是一个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后乡土社会"。为此,派出法庭作为承担基层司法服务工作的重要部门,应认识做好后"乡土社会"的诉讼服务工作的必要性。同时也需要在案件明法释理、多元纠纷化解、健全法律援助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基层法院的第三类理性

法院,作为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即必须依规则而审案;同时,法院也是社会纠纷的裁判者,必须依照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解决纠纷,所以,基层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会不可避免地面对国家法律与乡土情理之间的困惑。因此,以基层法院审判职能为切入点,以实证的视角研究基层法院审判职能中蕴含的冲突,以及协调之路径,对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事审判职能有重要意义。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民间法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要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由于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治安调解的特性分析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即治安案件）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作为一种行政调解,具有涉私性、自治性、公力性、终局性、程序性等特性,不同于一般调解乃至民事司法调解,这对于准确理解治安调解的适用范围、法律效力,规范地开展治安调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民间法话语在中国的命运与知识引进运动

民间法话语在中国的命运与西方知识引进运动是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的。虽然“圜道”秩序生成模式和政治主导型秩序生成模式构成原理不同,但都不存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对立问题,民间法话语被构建、衰落和兴趣都与西方知识／理论在中国、中国开展的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民间法话语在中国命运的研究,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变迁与话语力量的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     

国外行政调解制度考量与反思

行政调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它在化解社会纠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对之也高度评价，誉为“东方经验”。在考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行政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行政调解制度的重构进行反思，以期对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三重论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们党在转换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而理性的抉择.依法执政范畴应从执政方式的概念和执政活动的过程进行综合阐释.对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解说,主要从执政合法性、执政规律经验和治国兴邦方略三个层面切入,然后分析论证选择依法执政方式符合执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法治演进的核心...     

民间法与法院调解发生学意义上的互恰

以经济学原理作为分析工具,民间法及法院调解二者结合不仅有运作的共同基础,更具在乡土社会中顺利排解民商事纠纷的优势。民间法与法院调解需要且能够结合运用,民间法在现今社会法院调解过程中具有较大作用和优势,法院调解中引入民间法具有积极意义。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制度建构缺陷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性法律；谈法虽然在一些制度设计上有重大交破。但仍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为：法律确立的着重调解原则并非理性化选择；企业调解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对劳动者进行倾斜保护的支付令制度存在法律冲突；劳动争议仲裁的行政本位思想依然浓厚；程序之间关联性缺失等。因此，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从而使我国劳动法制更加完善。     

行政裁决诉讼调解的依据和相关程序

对行政裁决诉讼进行调解有法律和法理上的依据。在具体程序上,应界定可调解的行政不当的确切范围,提出第三人不参加调解时的对应策略,依“先行后民”的原则作出调解书。该制度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