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思考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已不适应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应建设更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以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     

刑事政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调整措施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有许多量刑从宽的规定,程序法中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其都体现了从宽处理的倾向。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趋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一味从宽从轻,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维护。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为及心理矫正的措施进行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关刑事政策主要体现在处罚上，忽视教育、感化、挽救的过程；办案工作模式不成熟；没有建立未成年人案件独立的检察规则。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机构和程序制度，建立案前调查机制和案后跟踪调查制度，办案中合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研究

在非犯罪化思潮影响之下，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趋势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的新突破。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可以在实体法上减少未成年人罪名规定或规定未成年人特殊情形；在司法程序上，则应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和不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制度，尤其是具体刑罚的裁量适用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我国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运作，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都有一定涉及。对此加以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处遇制度内容的深刻认知，并相应地提出完善的建议。     

我国少年刑事审判制度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于1991年正式颁布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比未成年人专门立法工作开展得较早的美国、英国晚了将近一个世纪。因此，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研究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少年刑事审判制度既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亦是现代各国刑事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少年刑事审判法来规范少年刑事审判中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以区别于一般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而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少年刑事审判法，如何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针对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机制与法律问题新探——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及防控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论在刑罚领域还是在防控矫治机制上，均应寻求恰当的策略。未成年人犯罪有其主、客观原因，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缺乏正确判断是非能力；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纷繁复杂，外界不良诱因太多，难以抵御，使一些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为此，对未成年人应倡导非监禁刑等轻刑化措施；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我国签署的《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最低限度》第21条规定，应在条件成熟时建立未成年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确保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权益。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发育水平，对未成年人犯罪动机的矫治应采取说理式、抑制式和训练式等方法，从培养其成熟人格入手矫正其人格缺陷。即使有逮捕必要的，也应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特殊保障的司法理念，对其慎用逮捕；在继续全面实施“非羁押风险评估机制”的基础上，可以试点开展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创新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建立符合我国未成年人特点的“保释”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中日刑法涉计算机犯罪客体的比较研究

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犯罪方式手段、犯罪客体呈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亟需完善。我国刑法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有关规定存在比较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犯罪客体不明;犯罪客体错位明显;计算机犯罪侵入的“领域”规定狭小;计算机犯罪中单位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定欠缺;计算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我国刑法在立法完善过程中,可以参考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的日本刑法。     

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全球考察

各国针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了多层次的立法规制与司法监控。各国刑事立法所归纳的法益深刻影响着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运作方向。英美与大陆刑法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例为我国刑法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向。需要谨慎采纳谦抑型与积极型的反商业贿赂犯罪司法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提出了全新要求。以比较刑法的视角纵览全球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能够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获取丰富的启示。     

国家机关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是单位犯罪主体之一是欠妥和不科学的:一、民众不会要求将所有机关都列为单位犯罪主体;二、将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对机关职责、特征的误解;三、机关的性质决定其不会犯罪;四、机关不具备可罚性,处罚机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五、将机关列为犯罪主体有多种弊端。应该尽快对刑法第三十条进行修订,明确单位犯罪主体不包括国家机关,并应确立国家机关不被侵犯的原则。     

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下）

共同过失，是共同罪过的形式之一。虽然我国刑法中，只对共同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规定，但是，这并不是否定有共同过失犯罪的现象，基于共同过失是否应当负共同犯罪的责任 (成立共同犯罪 )，是刑法理论上一直争论的问题之一。笔者结合大陆法系立法及判例和实践，对共同过失正犯的理论和范围以及刑事责任进行了探讨。     

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上）

共同过失，是共同罪过的形式之一。虽然我国刑法中，只对共同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规定，但是，这并不是否定有共同过失犯罪的现象，基于共同过失是否应当负共同犯罪的责任 (成立共同犯罪 )，是刑法理论上一直争论的问题之一。笔者结合大陆法系立法及判例和实践，对共同过失正犯的理论和范围以及刑事责任进行了探讨。     

属人管辖权的刑法思考

有限制属人管辖权是本国刑法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公民犯罪的管辖设置一定前提条件;无限制属人管辖权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犯任何罪都应当管辖。“我国公民不论其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外国居住时间有多久,他所实施的行为只要符合我国刑法中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规定明显不具合理性。缩小属人管辖权的管辖范围、救济公民权利、制裁违法行为是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规范控制的应然考虑。     

罪的转化与刑法规范的协调——刑法第333条立法缺陷的理论分析

一般认为 ,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转化 ;那么理所当然 ,在转化犯中 ,转化以后的犯罪的法定刑应当高于转化之前的基础犯罪的法定刑 ,这样才能体现罪刑相当原则 ,否则 ,就无法实现刑法典采用罪的转化这一技术手段的目的。但是 ,作为转化犯的适例 ,我国现行刑法第 333条在法定刑的设置上 ,与其转化犯的相关条款的法定刑之间却存在极大的矛盾 ,为具体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     

对刑法中行为的新界定

行为论在刑法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研究行为论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科学地建构犯罪构成(成立)体系,完善刑法的基础理论,为司法实务提供观念上的指导。行为论研究必须始终兼顾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刑法理论的总体特征。依此标准分析,我国刑法中行为的界定应着眼于危害行为,并且应当去除意思要素,保留刑事违法性及危害性要素。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即为客观上违反刑法规范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     

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论律师作证豁免权的确立

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罪问题密切相关,在规范律师执业中作伪证的同时,我们应注重律师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建立.律师的豁免权和刑法要不要规定以律师为主体的犯罪是两个问题,我国刑法第307和第310条的规定已经能对律师执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没有必要专门规定律师伪证罪.赋予律师以刑事辩护豁免权,主要在于保障律师在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保证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因此,在防止律师伪证的同时,要使律师受到法官和检察官的尊重,关键还是在制度上确立律师的豁免权.     

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探究

我国1997年刑法第191条和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逐步确立和完善了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法规定,这是刑事立法上的进步,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过于狭窄,根据国际上关于洗钱罪立法的发展趋势,应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完善刑法第191条洗钱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