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产权及其规制研究——以宪法语境下的分配正义为中心

财产权的限制往往被视为是一种社会义务,是私人财产为了公共福祉所应承受的正常负担,因而具有社会正义性.财产权按照权利归属可以分为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法律在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同时也应规制公共财产权.近现代以来,政府财政权有日益膨胀的趋势,应制定和实施严格的法律确保公共财产权取得及其分配的正当性.中国宪政历程有其本土化的经济社会语境,中国宪法文本体现了独特的历史规定性,但其语词表达也蕴含了特定政策背景下不同功能解释的可能性.构建中国语境下的分配正义和财产秩序,基于公共财产权规制的财税法治是关键突破口和主要着力点.     

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保护

对私人财产所有权予以法律保护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要平等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但对私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不仅是民法的任务 ,更是宪法、行政法的使命 ,只有确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 ,并把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落到实处 ,才能实现公平竞争 ,保护公平竞争的结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     

治理·宪政·财产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而宪政起源于对以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因此,从保护以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基本人权出发,实现宪政制度创新,是实现治理的有效路径。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研究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是针对贪利型犯罪行之有效的手段,财产权是公民基本的权利,完善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权,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为侦查机关严格、公正执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论立法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迫切性

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已是我国法学界的研究热点,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审的《物权法草案》因某些学者对其中有关“保护私人财产权”法律条文的质疑而被暂时搁置,这令诸多法学家扼腕。据此,以双方主要争议为基础探讨在我国立法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迫切性。     

试论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个人财产权的确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盲目的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有助于吸引外资,促进有效投资,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立个人财产权是保证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是宪政的基石,是实现宪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对个人财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对有关私有财产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缺少征用补偿条款;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和国家赔偿制度;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私有财产范围界定不明确。对此,首先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来保护,把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观念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消除实质上的不平等;其次,建立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范体系;第三,建立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加征用补偿条款;第四,通过划定公权和私权的界限,确认主体普遍享有的财产资格。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界定政府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基础,是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财产权的性质及其保护的两条路径——兼论宪法与物权法的关系

2004年将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对私人所有的财产进行严格保护.物权与财产权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围绕物权构建起来的物权法与围绕财产权构建而成的宪法,同样不能将二者关系简单化之,也就为财产权的保护提供了两条路径.备受争议的物权法历尽周折才得以出台,争议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改革20多年来形成的产权关系如何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平与自由的价值冲突.     

保护与限制: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平衡

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通常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的财产权,二者分别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私有制产生后,财富与个人之间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并变为法律上的财产权。自从产生宪法以后,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以后又发展为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定限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奉行的是公益无限与国家全能的观念,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而限制有加。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完善和宪政制度的发展,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以逐步提高。在保护与限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是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最终发展趋势。     

论公法上财产权——以存在根据、成立要件和表现形式为主

私有财产权中的"私有"应解为"私人享有"而非"依私法享有",因此,私有财产权既可为私法上权利,亦可为公法上权利.公法上财产权存在的根据在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的直接适用和宪法规定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公法上财产权不能由公法规范和公权力主体的义务直接导出,其成立还需要以该公法规范至少同时亦具有保护特定私人财产利益的目的为前提.基于私人在公法上的一般法律地位,公法上财产权可大致区分为消极的公法上财产权和积极的公法上财产权两大类.     

房屋拆迁中私人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

随着城市建设以及城镇化的加速,房屋拆迁中因私人财产权保护而引发的矛盾愈发集中与突出。本文针对该问题,提出应从合理界定公共利益、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及明确正当的拆迁程序、确定公平的拆迁补偿标准三个方面进一步强化房屋拆迁中的私人财产权保护。     

论农村土地征收中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从立法、执法、司法的角度

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农村土地实行征收涉及对私有财产权的强制剥夺与限制。由于现行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原因,损害了公民私有财产权或受损的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因此,完善相关立法,加强依法征收,限制征收权滥用,及时救济受损的被征收农民土地权益,从而加强对私有财产权保护。     

物权法不宜规定征收、征用制度

征收、征用权虽然是一种超越私权的独立权力,但在现代社会,法律确认或规定征收制度的意旨不在于强调此权力的合理性,而在于如何限制其对私人财产权所可能造成的剥夺与限制。世界各国因此在以宪法对征收加以确认之同时,多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将与物权法规范异质的征收制度规定进物权法,既会加剧我国征收征用制度的混乱,又会破坏物权法的纯洁性、科学性,同时也可能降低人们对限制征收征用权之必要性的认识。应加紧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     

版权领域行政权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的个案分析

在当前公私法不断交融的趋势下,行政权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到版权领域。从＂卡拉OK版权费用风波＂的个案中可以看出,若要规范行政权对版权的影响,必须转变辨析知识产权公私属性的价值分析方法,借助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法学工具,才能厘清行政权在版权领域的真正作用机制。     

知识产权是公化私权——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

本文从法律对限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规定入手,用实证和比较的方法分析认为,法律对知识的限制体现了国家的干预,知识产权制度不但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知识产权不是单纯的私权,而是公化私权.     

信托财产权、信托法与民法典

信托制度是一项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私法制度,当其被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我国继受后,就成为我国私法体系中的新成员。作为信托法核心概念之一的信托财产权,也是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一名新成员,它无法也不应该以传统大陆法系中的任何概念来解释。信托财产权的本质不是物权,不是债权,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样也不是物权和债权的变形或组合,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信托财产权既然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就理当对它有所“反映”。但由于信托法与民法典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制度冲突,民法典对信托财产权的“反映”,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信托法的全部内容都纳入到民法典之中。     

从宪政角度看物权法

物权法首次确认了公产与私产平等保护原则，是宪政中保护财产权原则的体现，也是宪政人权保障原则的落实。从宪法学角度来看，物权法的制定有其独特的宪法依据，其颁布实施也将促进我国宪政建设，对宪法相关条款的修改和《国有财产法》的制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人权法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问题——兼与对其法制保障的初探

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从人权法学角度来看,财产权同时又具有人权意义上的价值。因此,财产权制度在注重实现财产的经济功能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价值。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私有财产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始终都伴随着其对财产权利的发展,因而,要注重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力度。     

诉讼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传统的一元体系没有反映出法律体系的真正客观需要。法律体系应当是二元化的结构 ,首先是划分为公法和私法 ,并将这种划分作为整个法律现象的内在的不同系统。其次 ,法律体系的二元结构也表现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划分之中 ,而且具有不同的层次性。诉讼法无疑是程序法中的一部分 ,而又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其中最具特点和最具保障手段的一部分。诉讼法的以公有权力为基础的权力性质和当事人以私权为基础的诉讼性质决定了其既不可单纯的成为公法 ,也不可脱离公法而成立 ,而成为界乎私法和公法之间的、程序性、保障性的法律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