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风险剖析及治理策略

文章对比了虚拟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特征和差异,剖析虚拟货币所蕴含的洗钱犯罪风险,结合司法实践的案例,将虚拟货币洗钱类型化为两种模式,并详细剖析"有第三方共同参与进行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责任归属;结合《民法典》对虚拟财产的承认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的修改,提出应该辩证看待虚拟货币的利弊长短,在学习借鉴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经验的基础上,呼吁出台"网络虚拟货币监管条例",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予以明确,提升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水平,遏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发生。     

论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问题

全球化的进展虽可促进国际社会互动关系更加密切,但同时也提供犯罪活动向外滋延的有利条件,使得犯罪型态趋向多元化、国际化、组织化。特别是在此两岸经济迅速发展及交流频繁下,两岸的洗钱犯罪明显有扩大趋势,洗钱者利用两岸在司法与管制上的差异,将洗钱活动移往之间,达成漂白黑钱、逃避司法追缉之目的,而目前两岸使用最频繁的洗钱手法,便是利用地下通汇方式,将资金游走于两岸。至于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的困境,便在其"跨境"的字义上,从犯罪人的角度而言,跨境洗钱犯罪的实施,便意味着增加执法机关诉追的困难并降低自己被捕的风险。因此,面对此跨境治理缺口,即"管辖权的缺口"、"参与性的缺口"、"诱因性的缺口"及"功能性的缺口",未来两岸为了有效防制跨境洗钱犯罪,应以全球化治理的观点来检视两岸跨境洗钱犯罪的问题。所以,在立法政策面上,多做沟通、相互学习,并可参照联合国相关公约,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藉以缩小彼此法制的落差,以弥补诱因性的缺口。在司法政策面上,须强化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引入刑事诉追的移转管辖,以弥补管辖权的缺口。在实务执行面上,应建立两岸共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合作平台,藉以建构防制跨境洗钱犯罪合作网络,以弥补功能性及参与性的缺口,共创两岸人民双赢的局面。     

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对洗钱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

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在发行、交易和监管三个方面都体现出"去中心化"的独特属性。通过买卖虚拟货币洗钱,以虚拟货币作为支付方式洗钱,通过"钱骡"洗钱是去中心化虚拟货币洗钱的常见方式。在打击此类犯罪时,侦查部门面临资金难以查控、操作人员难以关联、电子证据难以获取等多方面困难。对此,侦查部门应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优化反洗钱系统,完善电子证据取证工作,健全反洗钱数据监测预警体系。     

台湾、澳门反洗钱犯罪的法理结构比较

洗钱行为是罪犯“漂白”其不法所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衍生出各类型的犯罪。有效打击洗钱犯罪,将可斩断犯罪组织存续的命脉,进而提高犯罪成本与风险,降低犯罪率。由于洗钱常跨国跨地区,而台湾、澳门与大陆同文,其防制洗钱的法律规范设计是否完备,刑事处罚与行政预防规定是否足以遏阻跨境洗钱活动,均值得深入探讨。     

洗钱方法研究

洗钱犯罪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犯罪.一个典型、完整的洗钱过程可以分为放置、培植以及融合三个阶段,围绕这三个阶段,衍生出许多常见的洗钱方法.面对各国警方的联合打击,新近又出现了利用科技进步或法律上的漏洞进行洗钱的更加隐蔽的方法.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出现了逐步严重的洗钱现象,洗钱手段和方法也逐步与"国际接轨".因此,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有必要了解犯罪分子采用的洗钱方法.     

电信诈骗犯罪中虚拟货币洗钱问题研究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的出现给人民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风险与挑战。随着国内对电信诈骗犯罪的重拳出击,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开始利用更隐蔽的方式清洗犯罪收益,利用虚拟货币洗钱是目前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清洗资金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通过梳理虚拟货币的特点、电信诈骗犯罪中虚拟货币洗钱的常见模式,针对犯罪嫌疑人身份难以确认、资金流向难以查清、证据难以收集固定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多种手段查清犯罪嫌疑人身份、警企合作穿透资金流向、加强证据收集并提升取证效果的解决对策,以期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论货币犯罪的立法问题及其建议

我国惩治货币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持有、使用假币罪和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的立案标准过低;没有将"变造货币"作为犯罪对象;没有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规定刑事责任;没有将单位作为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主体等等.进一步健全、完善货币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打击当前猖獗的货币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比特币洗钱犯罪及应对策略

比特币是通过加密算法和P2P分布式网络技术生成的虚拟货币,具有分散性、匿名性、交易成本低、流通方便快捷、总体运营安全等特点。由于其独特性,加之法律规制的不健全问题,极易被用于洗钱等犯罪活动。比特币洗钱犯罪当前已被欧美等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很多国家也已将比特币纳入反洗钱法律框架,文章从比特币的特点及洗钱犯罪的现状出发,从技术、法规和国际合作几个方面来探究比特币洗钱犯罪的应对策略。     

大陆打击洗钱犯罪工作的困境与对策——以香港打击洗钱犯罪经验为视角

香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打击洗钱犯罪，历经20年不懈努力，至今共起诉洗钱犯罪案件数千起，冻结黑钱数十亿元，没收犯罪所得及收益数亿元，其成就令世界瞩目。而大陆打击洗钱犯罪工作目前却面临重视程度不足、基础性工作缺位等诸多问题。相比之下，大陆应借鉴香港打击洗钱犯罪经验中的管辖多元化、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执法队伍培训等经验，以推进打击洗钱犯罪力度，进而促进对各类犯罪的打击与预防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黑社会性质犯罪对策研究

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如何将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并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其发展成为黑社会组织犯罪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其次,在立法上对黑社会性质犯罪加以补充完善;第三,要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控制;第四,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打击力度,坚决打击洗钱及金融机构、财政部门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犯罪活动。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