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价值意蕴的三个维度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思想、新思路、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并引领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进程。深刻理解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的价值意蕴,一是从时代维度看,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二是从创新维度看,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创新;三是从践行维度看,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是指导新时代协商民主、决策民主和统战工作的光辉指针。     

协商民主:四维理论审视

从历史源流来看,协商民主经历了古典协商民主、共和主义协商民主、代议制协商民主与现代协商民主四个阶段;从理论来源来看,协商民主理论既有历史思想的影响,也有现实的实践基础;协商民主的西方实践在社会治理、社会组织与政治决策等三个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制度探索之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探析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部署,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首先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从来源上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内生性特征.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括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两个方面.从价值内涵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双赢和多赢.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社会公正.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生成的深厚基础探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从文化、理论、实践、制度四个维度科学认知、理性洞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脉络、发展历程和建设规律,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理论自信、强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行动自信、提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质量的实践自信,把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互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现实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政治价值。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是传统协商文化的现代表征;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根本内涵;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它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实现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需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应培育协商文化,为协商民主提供内生动力;构建程序规范,为协商民主提供行动框架;推进法制建设,为协商民主提供法律保障;加强实践创新,为协商民主提供发展活力。     

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历史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能动司法承载着新的时代内涵、新的科学精神和新的任务要求,在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较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具有显著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性发展。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别体现新时代能动司法之科学理论依据的革新、价值属性的转向与丰富实践的创新。从价值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从为“三保”政策提供司法保障转向提升公正与效率。从理论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延续服务型、主动型和高效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法论视角下的拓展。从实践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实践探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中的时代使命。新时代能动司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实践伟力的司法模式,是新时代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必由之路。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评述

国外学者从反思选举民主以改进决策、政治参与、治理形式等视角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习惯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民主理论,并没有肯定中国民主政治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国内研究从探讨协商民主之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意义"、"价值"转向论证协商民主的"真实存在",并建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概念,同时,关注人民政协实践问题,总结经验规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注入了新内涵。后续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的深层次拓展应着重思考人民政协的治理特性。     

意识形态比较分析的维度与谱系

需要从政治观念和政治主张两个维度对意识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意识形态的谱系。从政治观念来看,可以通过政治主体观念、客体观念等一些政治价值来对左、中、右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从政治主张来看,可以通过对不同政策的价值取向性来划分意识形态的谱系。就其发展趋势来看,综合运用各种维度来分析意识形态谱系的尝试已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具有较强的量化研究特点,但亦不可忽略其主观性和西方中心的价值取向。     

协商民主的类型和功能

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提升协商民主科学化水平的再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也是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同时从协商民主的意识、文化、形式、能力、制度、责任等六个维度思考如何提升协商民主科学化水平。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