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折射的国际法律冲突——以香港为基点

前美国情报机构技术人员爱德华·斯诺登日前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通信和网络的监视项目——"棱镜"监控计划,在披露了"棱镜"计划后,引发轩然大波。本文从斯诺登滞留香港期间中美港三者之间国际法冲突、区际冲突法的角度对"棱镜"事件进行分析与探讨,在国际互联网化的大形势下,这种法律分析可以给以后相同国际性法律事件以指引和启示。     

美国情报业务外包制度述评——以“斯诺登事件”为切入点

"斯诺登事件"在揭露美国情报机构庞大监听项目的同时,也为全方位观察美国的情报外包现象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深刻理解情报外包在美国的生成背景、发展现状、存在价值、潜在风险以及未来走向,将对世界其他国家情报领域相关工作的开辟与跟进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评介

爱德华·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监控计划曝光,引发世界多国对美国表示抗议。美国政府声称其监控行为是基于《外国情报监视法》的授权而实施。在美国复杂的监控法律体系中,该法有着独特的生成背景、功能定位以及价值选择,自1978年颁行以来历经多次修正,在国家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政府突发性危机事件新闻发布对传播学理论的实践——兼议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政府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新闻发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这一机制也有选择性地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一直以来,美国政府新闻办公室就很重视从传播学研究中吸收和借鉴相关的理论成果,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对媒体的操控中。白宫在新闻传播理论方面运用最广泛的是议程设置理论和把关人理论。本文从解析这两种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出发,结合对"9·11"事件、"占领华尔街"和"飓风桑迪袭击美国"三个案例的分析,考察美国政府新闻发布如何达到控制舆论、提升政府形象、控制信息流的目的,最终探讨其对我国政府的启示。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

对他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战略的主要关系变量。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其演变方向总体趋于积极。这一变化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忽视。     

美国应对“斯诺登事件”的危机管理方法及启示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随即引发针对美国的全球性声讨浪潮。然而,身陷重围的美国以丰富的经验和有效的手段迅速平复了危机,并在平复危机的过程中将危机作为克制对手的手段予以运用,其做法值得与此次危机攸关且因此暴露出诸多问题的中国政府借鉴与思考。此次危机虽已接近尾声,但由其衍生而来的"人权""网络安全"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话语权"等问题已经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敲响了警钟。有必要学习美国的危机管理理念,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在恰当时机果断作为,才有可能在危机来临时掌握主动权,并在最后关头赢得胜利。     

《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解析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政府行政当局重要的战略性文件,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措施有很大影响力。通过解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走向。《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为我们了解小布什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提供了一个观测窗口。     

“九一一”事件后的中国国家安全

"九一一"事件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由于美国是恐怖袭击事件的直接受害者,美国不得不暂时地调整其"单边主义"政策,采取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同时施加政治、军事压力,把不少国家拉拢到国际"反恐"阵营,与美国合作.许多欧洲国家与美国联手,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俄罗斯、菲律宾、印尼及中亚、中东不少国家深受恐怖主义之害,出于各自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成了"国际反恐统一战线".     

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自由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特别是＂9·11＂事件后,自由主义在新保守主义的反衬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然而,自由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在美国政府内外始终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思     

美国对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管制分析——兼论跨国公司的国籍问题

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造成了美国的生态和环境灾难,美国政府采取了一连串措施给BP公司构成强大压力,是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管制的典型案例.其中,美国的各项管制政策体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是多种政治力量影响下寻求平衡的表现.而英国石油公司面临困境则重新提起了跨国公司的国籍问题,时至今日,国籍依然是跨国公司的重要依托.     

“9·11”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层次分析

"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有所增强,明显表现在其反恐战争和外交行动之中.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他国际行为体对美国制约的乏力以及美国自身的制度和文化属性共同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加强的原因.     

金融危机与国家回归

2007年金融危机在美国产生初期,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伴随着危机的蔓延,各个国家受形势所迫,相继介入救市,"被迫"回归.直到危机接近顶峰时,许多国家才开始寻求救市良方,制订复兴计划,跨国合作出现良好开端.即使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我们深信,各国在这场危机中会吸取更多教训,国家正在逐渐地实现"有序"回归.     

浅析美国“治外法权”对国际人道法的现实冲击与挑战——以“3.11事件”为视角

自美国开始对外发动"反恐"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射杀平民事件就不止一次,但是"3.11事件"的发生引起各国媒体关注。依照国际人道法的规则,此种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而美国却以普通的罪名进行起诉,追根溯源在于美国以"治外法权"之名行军事司法权海外无限扩张之实,国际人道法作为保护战争受难者的使命也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冲击。本文拟以"3.11事件"为视角,重新解读美军所宣称的"治外法权",揭露美国军事司法权海外扩张的不法性因素,并尝试为国际人道法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些答案。     

单边主义外交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合法性

“9·1 1”事件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 ,但其单边主义外交仍锋芒难掩。单边主义外交对美国政府的政治诱惑力、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及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使其单边主义外交成为必然。单边主义外交破坏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基础、规制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从而也就破坏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评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从外国绑架嫌疑犯到美国受审的裁决

(一) 对别国主权和民族自尊心的严重损害今年6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墨西哥医生温贝托·阿尔瓦雷斯·马查因被美国国家毒品管制局人员非法绑架到美国受审一案时,竟然宣判美国政府可以不顾外国政府的反对,直接到外国领土上去绑架刑事嫌疑犯。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国家和公众舆论纷纷指责:这是“对别国主权的破坏”,“严重违背国际法准则”;这种“到别国领土上去执行司法权”的行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美国     

美国的战略目标与东南亚

"9·11"事件后,美国全力重返东南亚,这在东南亚及其周边引起了震撼。美国关注东南亚由来已久,但当前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东南亚特殊的战略地位,使美国在东南亚倍加用心。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将其全球战略三大目标:安全保证、经济振兴和全球民主化,与东南亚结合起来,开拓性地把东南亚在美国战略中的角色定位为反恐第二战区、地缘战略区、经济利益区和民主扩展区。     

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执掌美国政坛时期,恰是中美缓和的"前夜",双方--尤其是美方,在对峙的主流外交之后隐藏着大量的试探活动,探讨是否存在着改善中美关系的空间.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在越南进行着间接战争;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重要性",使美国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要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和行为.这一背景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对华政策创造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     

美国政府处理9·11事件的政府职能分析

9·11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给美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本已衰退的国内经济又来了个雪上加霜,社会秩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也受到严重的影响。针对这样的突发事件,美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有效地阻止了突发事件的破坏性蔓延。这些积极有效的政府措施,既是美国政府职能的根本体现,也可以给我国以很好的启示。     

"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一年前 ,美国发生了“9.1 1”事件。这标志着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也成为人类安全的重大威胁。一些国家拥有强大的武力 ,可以应付高科技的战争 ,但恐怖分子却运用最简单的手段造成巨大灾难。对这种威胁 ,无论是导弹还是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济于事。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在讨论冷战后的主要敌人在哪里的问题。“9 .1 1”事件之后 ,这个问题明朗了。敌人不是远在天边 ,而是在家门口 ,甚至就在萧墙之内。这就引起人们安全观念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今年以来 ,大国关系缓和趋势明显。以美俄、俄 -北约关系调整及中美关系的…     

“恐赤”的由来——俄国十月革命与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惧”

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推行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加之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使得美国社会对俄国新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战后不久，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和美国国内罢工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出现了“红色恐惧”的“恐赤”浪潮。这场红色恐惧不仅表现在美国政府对共产党人的打击上，也反映出美国公众中普遍存在的“恐赤”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