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对于欺骗行为不法的作用

司法实务尚未意识到被害人可能影响欺骗行为的不法。被害人教义学的核心原则是指被害人保护可能性和需保护性原则。刑法的解释与适用必须贯彻"法益保护的必要性与适当性"这一总的指导方针。在诈骗罪的场合,被害人对行为人诈称事项已产生具体怀疑时,仍然投机性地处分自己的财产,就不应当让行为人为最后的财产损失负担犯罪既遂的责任。被害人的谨慎义务落实在被害人教义学原理上,即为对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可能性和需保护性的评价和判断。     

“不要谴责被害人”的法谚批判

传统上,英美刑法在分析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并不重视被害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不要谴责被害人"(Don’t Blame the Victim)这句公认的法谚上,即行为人不得将被害人过错作为一种完整或部分的抗辩事由。但是,英美刑法是否在实践中真的完全忽视被害人的作用呢?     

诈骗罪中被害人的怀疑与错误——基于被害人解释学的研究

被害人对欺诈行为及事项表示怀疑时能否认定为陷入认识错误是诈骗罪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传统见解持肯定态度,但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被害人解释学是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中"行为人-被害人"关联型犯罪的一种限缩性刑法解释原理,它基于法益保护原则与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被提出;其在该问题上所持的否定态度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值得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加以关注和借鉴.     

探析刑事诉讼中对被客人的权利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规定得比较详细,而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却少之又少。本文以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为研究对象,指出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现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如何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具体对策。     

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救济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救济。列举被害人权利救济时出现的三个问题:侵财型犯罪的被害人的权利难得救济、被害人无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的"先刑后民"原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立法建议及完善措施。     

整体法秩序视野下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重塑

被害人自陷风险并不是一个仅涉及刑事可罚性的单纯部门法问题。以“仿共犯”模式为代表的单一刑法思维，一方面将“行为人—行为人”责任划分模式错误地套用于“行为人—被害人”责任分配问题，另一方面拘泥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界分罪与非罪方面的功能，却忽视了其在初级规范层面的意义。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分析框架，由法律性质和法律责任两个层面构成。在法律性质层面，首先，从权利分配格局的视角出发，某些自陷风险的情形足以直接否定注意义务违反性；其次，在确定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需进一步考察能否根据被害人承诺例外地阻却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法律责任层面，既可能因为“被害人过错”而降低甚至排除行为人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也可能借由“过失相抵”而减轻行为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营救者损害的刑法归责研究

在处理为排除风险而陷于此风险并遭受损害这一营救者损害的刑法归责问题上，被害人同意无效理论并未提出要归责于行为人的实质理由，被害人自我负责原则理论架构先天不足，其归责于营救者的结果也导致刑法规范效果偏差、法益保护不平等及对行为人的不公正优待。从此三个向度对因果关系之“相当性”做规范性考量，营救者损害情形正当的归责结论应是，即使被害人陷于风险是义务行为，仍由行为人对其遭受的法益损害结果负责；法益衡量不应是对行为人归责的限制、补充原则。被害人陷于或维持风险并非为排除风险，是否属异常情形，应考虑刑罚的预防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具体可从行为人能否预见角度分析行为人对结果的负责性。     

非完全自愿下的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研究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合法化事由,虽然我国刑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实际确立了被害人承诺阻却行为违法性的规则。理论上,被害人承诺要求被害人主观必须具有做出承诺的自愿性,然而在实践中存在一种较为特殊的被害人承诺,即被害人基于一种法益被侵害的恐惧,而＂自愿＂作出的对另一种法益的被害人承诺。本文通过对三个虚构案例的分析,着重对这种非完全自愿下的被害人承诺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     

权利外观与诈骗罪认定

行为人利用虚假的权利外观实施表见行为,第三人对外观产生合理信赖,向行为人给付对价并取得相应财产,根据权利外观理论,民法对第三人财产予以保护,不利后果转由真实权利人承担。但是,刑法的价值取向、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关系强行转换导致的处罚漏洞,阻断了将该理论适用于犯罪认定的现实可能。在规范层面将财产损害分为损害发生与损害分配,刑民对损害发生的认定相互契合,均将第三人作为表见行为的直接被害人;与此同时,刑法对损害分配不作评价,在法律事实的相对性层面,刑民又各自分立。第三人是遭受财产损失的刑事被害人,在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的案件中,行为人通过隐瞒自己并非真实权利人的事实,致使第三人陷入认识错误交付财物,成立诈骗罪。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保护被害人的民事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当犯罪与侵权并存时,首先需要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还是被害人的私人利益,在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制中存在矛盾。本文试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权利和国家救助入手,分析在保护被害人权利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单位被害人问题探讨

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为保护被害人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了比较详尽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在自然人被害人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和混合制经济成分占到相当比重,传统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划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法治要求。其中,法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就值得研究。今后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考虑赋予法人被害人诉讼地位和权利,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保护体系。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中日法律的实效分析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应注重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应充分关注各种制度实践向度的现实可行性.从中日法律的具体实效角度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全面规范我国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权利认知与权利救济制度,立足现实国情,提升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关注,有效保障被害人利益.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高了被害人法律地位,加强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现行法律在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上仍旧存在着不足,导致其诉讼地位与具体法律规定有冲突的一面。如何在诉讼程序中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扒窃"入刑的法理构建,是被害人教义学与行为人刑法分工合作的结果。一方面,应从被害人视角出发,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进行扒窃概念的建构;"公共场所"与"随身携带"并非界定扒窃构成要件的核心要素;应以"贴身禁忌"作为扒窃概念的思想基础。扒窃是指侵入他人贴身范围、盗窃他人贴身携带的财物。随身携带的财物,如果不在贴身范围内,不能成为扒窃的对象;得到允许进入他人贴身范围后实施盗窃的,不构成扒窃。另一方面,应当发掘立法原意中的行为人刑法思想,在责任阶段限缩扒窃犯罪的打击范围;利用功能性的责任概念,在责任层面视情形给予扒窃的偶犯予以责任的减免。     

论刑事被害人刑法地位变迁

从操控者到局外人,从无责者到责任人,从被遗忘者到被保护人,在刑法发展史上,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嬗变过程。在当前的刑法学理论研究中,我们必须修正研究视野,既要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同时也要关注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切实地还被害人以刑事诉讼的主体地位。     

浅析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理论是来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之理论,即行为人意欲侵害某种法益时,如果这种侵害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是被害人所追求的,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是对被害人的侵害。现在的被害人承诺,是指被害人同意他人对自己可以支配之权益进行处置或侵害。[1]许多国家已将被害人承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在刑法中加以规定,然而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对其进行学术性研究。文章将通过外国刑法对于被害人承诺的相关规定来简要分析一下被害人承诺是什么。     

浅议被害人承诺

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学说汇纂》第47卷中写到：＂以被害人意志所产生的,不是不法。＂这就是被害人承诺理论的启始,这句法谚再后来被总结为＂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经典刑法名言。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被害人承诺的现象。受害人的承诺对于行为人责任承担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减少行为人行为可责性,甚至可以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在各国刑法理论当中,一般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被当作违法阻却事由,由于少数国家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承诺,所以把它当作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对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来说,并没有确定的被害人承诺相关的法律规定,而是在理论上作为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我国的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于经受害人承诺的行为是否属于违法阻却事由,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运用,因此,对被害人承诺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健全。     

犯罪人、被害人与守法者——兼论刑法归属原理中的人类形象

刑法归属原理总是由一定的人类形象指导的。长久以来,犯罪人的不同侧面决定了归属原理的发展进程;但是,被害人的重新发现为如何判断刑法归属带来了新的契机。被害人的刑法使命不在于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被害人信条学,而是透过和犯罪人的关联性比较揭示出守法者才是刑法归属原理中真正的人类形象。守法者凝聚了法规范的目的与精神,只有他才可以为归属原理提供合适的判断标准。     

人权保障语境下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国家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被归入2012年3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因此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并加强了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但在当前的法治进程中,立法与实践产生了脱节,被害人的一些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本文旨在以刑事被害人的理论知识为出发点,对其上诉权缺失、精神损害请求权的忽视这两大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而提出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体系的设想。     

论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谈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二战"以来,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在各国刑事诉讼中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我国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已取得可喜的进展。但是,在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制度、意见陈述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仍存在着不足,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正确认识这些不足,并且努力完善这些制度,从而实现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平衡保护,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