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查明、认定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现有的死因调查制度存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缺失,所以,近年来非正常死亡案件常常引发公共舆论的热议乃至质疑.从死者家属对死亡结论的认可过程看,存在一个由死者亲属与可能的行为人之间存在的纠纷转化为死者家属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纠纷异化”过程.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以法治思维为引导,积极借鉴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及其司法实践,系统规划、科学构建,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社情的死因查明、认定制度.构建这一制度的关键就是死因查明、认定程序的司法化,即由人民法院审理非正常死亡案件,死因调查权辅助于死因认定权,可由公安机关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构建死因查明和认定制度,应主要规范“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界定、适用死因查明、认定程序案件的基本条件、死因查明和认定程序的当事人及权利等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检察机关办理毒品死刑案件策略研究

正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严峻的现状①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应当坚持从严打击的方针。死刑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是遏制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新《刑事诉讼法》及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②明确"证据标准"和"死刑适用标准"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办理毒品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时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并探索办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应对策略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办理毒品死刑案件要牢固树立人权意识201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和对死刑理性认识的深化,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政策调整迹象愈发明显,     

应扩大刑事诉讼中的回避范围

回避制度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能够客观、公正的重要措施,其核心问题是回避理由,即何种情形下司法人员须回避。从理论上讲,回避理由在原则上很明确,就是凡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司法人员都得回避。但因为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采取列举的方式予以具体化,共计有五条回避理由,分列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条回避理由,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司法人员与案件当事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另一类是司法官员与案件本身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司法实践…     

第一、二类刑事自诉案件若干问题探析

自诉制度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扩大了自诉案件的范围,提高了自诉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对自诉的规定极为简单,过于原则化,致使自诉制度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从自诉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等方面入手,对现行第一、二类自诉案件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以期对完善我国刑事自诉制度有所帮助。     

非监禁刑审前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为了准确适用非监禁刑,防止社区矫正执行方式的滥用,促进社区矫正与案件审判环节的衔接,保证社区矫正的效果,我国部分地区对审前适用非监禁刑风险评估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并无规定,调查程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明确这一制度,并加强对这一制度的检察监督。     

浅谈对新刑事诉讼法中人权规定的评析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人大自建国以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的第二次修正.这次修正明确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二条,这对当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进一步体现,更是我国司法机关依法有效打击犯罪、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武器.本文在详细分析新刑事诉讼法条文的基础上,重点阐述新刑事诉讼法在尊重和维护人权方面的一些具体特点和要求,以明确新刑事诉讼法在促进刑事诉讼法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我国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刑事和解在我国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刑事和解仅适用于轻罪案件,这为今后在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带来了挑战.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包含的内容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均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来,因而新《刑事诉讼法》第101条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规定为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提供了可能.为了规范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建议明确可以适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重罪案件范围、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确立刑事和解优先原则、明确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最高赔偿标准和从宽处罚的幅度.     

“庭前会议”制度的效力完善刍议

《刑事诉讼法》新增的"庭前会议"制度对于公诉案件中实现程序公正、充分保障人权、节约司法成本以及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缺陷。充分实现"庭前会议"制度功能的关键,在于依法明确该制度效力的法律定位。通过明确界定达成合意的范围、形式乃至法律后果,真正赋予这一制度生命力。     

降低逮捕适用率的路径探索——以蚌埠市近年来逮捕率居高不下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逮捕制度设计在于保障和预防功能。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特别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总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逮捕措施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2009-2011年蚌埠市刑事犯罪案件的办理情况,分析我市逮捕率较高的原因,特点,寻求对策,以期找出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基本原则与提高逮捕质量的最佳切入点,为相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恢复性司法的发展及在我国的适用

2013年1月1日起公布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特别程序、"社区矫正"刑事执行制度等规定,既体现出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与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现行犯:一个亟待解释的法律概念

现行犯(flagrant delict)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个法定用语。但是,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像西方国家那样给予现行犯一个明确的界定,而是将其规定为刑事拘留条件之一,致使现行犯概念一直没有引起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足够重视。然而,现行犯观念的缺失,不仅为刑事拘留制度的异化洞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严重影响了对现行犯紧急应对机制的研究。故此,需要以传统刑事诉讼法学中的现行犯理论为基础,对"现行犯"这一法学概念进行学理解读,并结合大陆法系国家现行犯的立法体例,对我国立法中的现行犯规定进行梳理和反思,以期可以推动我国现行犯紧急应对制度的发展。     

刑事出庭证人保护制度研究——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3年1月1日起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中对证人出庭作证作出了一定修改,增加了对特定案件的证人应当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规定,这些制度的出台对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强化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从而实现新刑诉法确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的立法宗旨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新修改的刑诉法能否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并实现刑诉法确定的证人作证的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立法上的跟进,而且需要各项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完善。结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及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出庭证人的保护制度进行研讨,结合中国司法实务的现状,尝试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出庭证人保护制度,夯实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使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得到充分的发挥。     

简论刑事和解的中国特色——以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为中心

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从游击队转化为正规军。这种刑事和解既具有惩罚与恢复的双重功能,又包含私了和公断的互动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适用效果都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私了的社会文化、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宽严相济"政策、"先民后刑"的处理机制等都在新法之中有所体现,而既没有具体的和解程序,又没有明确处理后果,更没有监督控制程序的"当事人和解"程序最终可能成为一个需要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酌定不起诉制度、简易程序、社区矫正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以及自诉案件的和解等程序来填补的"空壳"。     

法医病理学尸检对死因分析的意义

目的:旨在通过法医病理学尸检来进一步探讨损伤、死因分布规律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方法:对134例存有争议或死因不明的尸体进行系统的病理学检查,进一步明确其死亡原因。结果:134例尸检中,130例能够确定死因,4例未能发现明显死因。而在96例病理性死亡报告中,以心血管疾病居首,其他疾病致死依次为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产科疾病消化系统疾病;34例外力致死报告中,24例为机械性损伤,6例机械性窒息,4例其他。结论:系统的病理学尸检,既有利于相关部门处理、调解医疗纠纷;也利于刑事、民事等案件解决、处理的公正性;同时,还可以为提高医院的诊疗水平发挥出其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官异地审判制度化折射出的司法独立阴影

从2001年的辽宁"慕马案"开始到2013年的重庆"薄熙来案"的十几年时间里,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已经从最初的简单技术操作到逐渐走向了完善的制度化,这一制度的出现与完善从法律依据的角度讲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属地管辖制度的例外情形,在本文看来其制度化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政治体制下司法体系不独立所造成的。本文将着重探讨高官异地审判制度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并从司法独立的角度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     

刑事自诉制度研究

我国在刑事起诉制度上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大幅度扩张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致使我国自诉制度在刑事起诉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得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刑事自诉制度中应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并日渐凸现了出来,亟需研究、完善。     

试论控制下交付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2012修正案首肯了控制下交付国内立法的合法性,但由于相关程序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并未涉及,在新的法治常态下,本文认为探索控制下交付的基本原则,可以为这一制度的实施提供明确的方向.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问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该规定还很简单,在适用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存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不明确、警察出庭作证程序如何启动、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件范围没有明确、警察出庭"说明情况"表述不准确、未规定警察拒绝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问题。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在此需要指出,本文所讨论警察出庭作证的主体仅限侦办一般刑事案件的公安人员,也即人民警察。     

程序公正是刑事诉讼立法的基准价值论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将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附属法,刑事诉讼法的价值一直被视为一元化的工具价值。现代社会是价值多元的社会,刑事诉讼法已被视为多元价值的结合体。但是,在价值多元的立法需求条件下,刑事诉讼制度设计采取多点定位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价值冲突调整失序,刑事诉讼法内在价值的和谐性和制度设计的逻辑统一性无法完美的实现。因而,确立程序公正为刑事诉讼立法的基准价值,既赋予刑事诉讼法以独立的法治价值地位,有助于推进刑事法治,又为解决刑事诉讼立法技术方面的困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和程序设计考量标准。     

谈谈执法必严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什么是犯罪,犯罪性质、适用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制度,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两法”施行以来,如能严格依法办事,就能保证案件质量。反之,执法不严,案件质量就成问题。从我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