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实然与应然的对接

法律适用并不是简单的包摄与被包摄关系。制定法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及滞后性决定了法律规范不仅是不明确的,而且是有漏洞的。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往往需要经过设证、归纳及类推等环节才能最后确定可以适用于待决案件的裁判规则。不仅如此,从法律适用的过程t观察,法律适用实际上是应然的法律规范与实然的案件事实不断接近,以致最后对接起来的创造性司法活动。     

论民事司法中类推适用的过程——以融建公司诉韩冬案为例

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的类推适用与英美法系的案例比较大不相同，是一种大陆法系式的类推。这种类推的过程大致可以包括“涵摄失败”“规范的可类推性判断”“事实的可类推性判断”三个阶段。但这个划分对于具体司法而言仍然失之过粗而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可以借助对于“融建公司诉韩冬案”案情的具体分析，细化对于民事司法中的类推适用过程的研究。首先，在“涵摄失败”阶段应特别注意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类推即“请求中的类推适用”以及“抗辩中的类推适用”。在此基础上应特别注意各种解释要素在确定涵摄失败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在“规范的可类推性判断”阶段则应当将判断分为两个步骤即对“原规范”的可限缩性判断和对于“类推规范”的可扩张性判断。最后，在“事实的可类推性判断”阶段中则应当注意运用学者观点对于“类推规范”的特征进行展开，以便进行相似性比较。     

再论冒名处分不动产的私法适用——类推适用的视角

冒名处分不动产在无被冒名者追认而又有善意第三人保护之必要时,是一项法律漏洞,应以类推适用之方式进行填补。类推适用应在规范目的和类推目标下比较待决案件和拟类推规范下案型的构成要件,且需遵循现行法之体系。比较冒名处分不动产的类推目标与表见代理和善意取得的规范目的,以及可信赖事实,第三人善意和可归责性等要件,在我国现行法下,冒名处分不动产与不动产善意取得更为相似。在具体的类推适用上,一般伪造身份情形下应类推适用《物权法》第107条的特别善意取得;仅在利用相貌的特别冒名下才可类推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一般善意取得。     

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

认清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是认知并统制行政裁量的前提。从法的规范构造论和适用过程论来看,无论是法律要件之中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和对案件事实的评价,还是法律效果中决定的作出和措施的选择等,均存在着裁量,其本质均包含着对法律要件的解释判断,只是在裁量的自由度上有所差别。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照应使得行政裁量成为一种可能,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不同使得行政裁量成为一种必要。行政裁量是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裁断个案时由于法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而享有的由类推法律要件、补充法律要件进而确定法律效果的自由。     

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裁判上之类比推论辨析

裁判上类比推论的妥当性,取决于裁判者对类比点的选择,以及如何确定被比较个案的特征。与一般类比不同的是,裁判者必须考察法规范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运用评价才能展开法律上的类推。因此,虽然类推适用具有逻辑推论的形式,但其实质是一种可辩驳的论辩性论证。类比推论的关节和难点,是规范事实和个案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判断,这需要裁判者观照构成要件理论和类型理论,综合各种与类推相关的司法技术,在规范与事实、方法与结果之间寻求一种反思性平衡。     

刍议类推适用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

法律漏洞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如何发现和填补法律漏洞亦成为法学界永恒的话题。类推适用作为一种弥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在法学方法论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类推适用必须有可检验的论证步骤,亦必须充分了解其优缺点。同时必须以"更高层次的法学方法"指引类推适用,即必须使类推适用符合"妥当性"的要求。     

刑法类推解释禁止之思考

在刑法理论上,类推解释与类比推理不同,前者是一种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后者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对考夫曼的类推理论应有清醒的认识,其实质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与我国理论上的类推解释有本质区别。区分解释与类推的传统学说显得模糊且宏观,不能承担界分解释限度之职责。随着诠释学上读者中心主义的盛行,司法主体解读刑法文本的能动性得以彰显,客观上推动了类推解释的发展。抑制类推解释应从程序上入手,强化法律商谈主义,并从规范目的与语词逻辑上为刑法规范解释限度提供考量标准。     

论行政法领域的类推适用

成文法有其自身局限,其外延与内涵均无法避免缺陷。司法实践证明,行政法上的漏洞是客观存在的,以类推适用填补漏洞有其正当性。法律保留原则并未全面排斥行政法上的类推适用,基本权利保障原则更是要求行政法上的类推适用,行政法领域的类推适用不应绝对地否定。行政法上类推适用的范围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拘束,在允许类推适用范围内,行政法领域的类推适用应具备其特定条件,并应从制度上予以规范和制约,以防止其滥用。     

目的性限缩与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为分析视角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创造，与法律发现一样，也是法官开展其司法工作的必要前提。构成要件规范事实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接而使刑法规范呈现出的规范空缺，需要运用目的性限缩手段进行填补，以完成对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近代法治的一个美丽谎言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间的微妙关系,一直困扰着尊崇近代刑法理念的学人和法律实践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二者所做的区分由于区分标准本身的含混与模糊而无法令人信服。实际上,二者在思维模式上本无实质区别,学术界所做的这些所谓区别工作,仅仅是为了迎合近代法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但一个事实是,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基石的近代法治原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坚实,因此,针对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所做的区分工作,也许应该停止了。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发现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法官面对个案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应表达对法律的忠诚并根据案件事实衡平个别正义。法官之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适用就是法律解释，没有法官对法律和事实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法律适用。依照法治原则，发现法律首先应从法律正式法源中去寻找，只有当正式法源中没有明确标准或虽有标准但该标准与个案正义严重背离时，才在非正式法源中寻找可以接受的答案。     

论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的查明和适用

我国学者和法官对是否应该适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有不同认识,也没有探讨判例法的具体查明途径及适用方法。本文认为:不管判例法是不是我国国际私法的法律渊源,当我国的冲突规范指定适用外国的判例法时,我国法院应该适用外国的判例法;在此情况下,查明外国的判例法是法官和当事人的共同义务;法院应该采取多种方法,包括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五种途径以外的其他方法查明外国的判例法。适用外国的判例法一般就是采用类比方法或者区分辨别方法适用判例中确定的法律规则(Ratio);而且,如果当事人对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规则达成了一致,我国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判例法规则,不需要通过其他查明途径。     

证据法革新的框架

法治如同一种粘合剂,将社会各部分安稳地维系在一起.它给人们提供了途径,以便事先知晓权利和义务,并可围绕其进行协商.我拥有某样东西,你想要得到这样东西.你就需要与我就其价格进行洽谈而不能肆意地侵占.因此,在这个重要意义上,法律实际上是赋予了人们自由而非限制.人们习惯上将法治的价值主要归结于对权利及其相应义务的描绘.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其模糊了某些同等重要的因素,即：没有争议的准确解决——换言之,若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便都失去了意义.证据法有助于准确的事实认定,是法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一部完善的证据法虽无法确保法治的实现,但却绝对是法治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构建完善的证据法绝非易事,因为证据规则属于诉讼理论的一部分;诉讼理论又包含于政府理论之中;而各国的政府理论可谓是千差万别.此外,对于如何最有效率和效果地寻找事实真相仍然存在分歧,且与之相关的是,当追求事实真相的价值与其它社会价值处于竞争关系时,孰优孰劣、如何取舍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最后,外行事实认定者（如陪审员）的参与会影响到诉讼程序的架构.总之,证据法至少要安置好五方面问题,即：架构问题、认识论问题、社会问题、管理问题和执行问题.     

论经验法则在司法上的功能与应用

在审判实务上,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选择适用法律,均离不开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在盖然性上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法官对待证事实形成心证的状态,也影响着法官对于证据的自由评价.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经验法则与相关证据在功能作用上既相互关联,又互为区别.法官自应有一个对经验法则进行发现、认知、选择、判断和采纳的过程,并应密切关注其妥...     

权利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认证的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因此堪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的基础"。在建设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和监管国家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增强其认证能力,让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从而加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提升法律与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中间成本,逐步实现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良治状态。认证这种"治理术"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化和例行化,应当为追求民主法治的人们所正视。     

The Rule of Law and Jury Nullification

Jury nullification occurs when a jury renders a verdict based on what it feels the law ought to demand, as opposed to what the law in fact demands. While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criminal juries 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have the ability to so act without fear of legal censure or redress, it remains a highly contentious issue as to whether such juries ought to be informed of this ability. One of the main objections to informing jurors of their purview to nullify is that, in so acting, the rule of law is subverted. Thus, while jurors might have the ability to so act, they ought to be discouraged from doing so. This ability, in other words, must be hidden from them – a subterfuge justified by reference to the rule of law. In this paper I closely examine the rule of law objection and conclude that the conflicts between jury nullific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In fact, in many respects jury nullification promotes the very same ends and goals as does the rule of law. Hence, I conclude, if there is a reason to withhold from the jury any knowledge of jury nullification, such a reason cannot be grounded on considera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法治与小康社会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与小康社会的基本论述为依据,通过解读十八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提出的法治建设新要求,即"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小康"的概念。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法治小康"是对"法治"建设状况与"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目标两个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作者通过对"法治"价值的基本内涵、"法治化"的最低制度与行为要求,指出了"小康社会"对"法治化"所提出的法治水平最低要求,包括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之间关系的基本适度和平衡;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特别是法律制度自身的"统一性";通过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来彻底否定人治,弘扬法治,真正地实现"宪法法律至上"的价值目标;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凝聚成"法治文化"形态的法治精神等等。本文还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价值内涵的逐渐形成、完善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实现"小康社会法治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的法治发展战略目标与机遇。     

论国际私法规范的柔性化与刚性化

晚近国际私法规范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相互对立的趋势 :柔性化与刚性化。前者在美国国际私法领域广为盛行 ,后者则在欧洲大陆国际私法领域暗流涌动。国际私法规范的柔性化主要表现为确立弹性规则 ,对传统冲突规范和机械规则进行软化处理 ;而刚性化的主要表现是国家对国际私法领域的介入 ,撇开冲突规范而将强制性法规范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