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察

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一个具有相当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社会法是指国家为了救助弱者、反对歧视而制定的调整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总称。社会法的调整领域主要包括四方面 ,社会正义理论等构成了其产生基础。经济法和社会法是第三法域下两个并行的部门法 ,两者在产生时间、目标、调整对象、公平观、调整方式等多方面存在不同。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协调发展、相互配合     

宪法的社会性考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分析路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的矛盾发展,构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根据。宪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斗争发展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的良法规则,从而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从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分析和审视宪法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和渊源,我们发现:宪法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根本法。基于对宪法性质社会法的界定,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诸多制度性的宪法保障,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建设小康社会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本文就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基础从思想理论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社会法的存在与社会法理论探索

我国社会法立法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头 ,社会法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社会法的生成有其相应的人文和社会背景 ,有其生成的法制环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关注民生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逐渐成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法 ,也称社会安全法 ,是维护社会安全、良性运行的法律。保障个体的生存空间 ,才能维系社会整体的良性存在 ,社会才能安全 ;民生得以改善 ,政治才能健康。可以预见 ,社会法会越来越受到各方 ,尤其是法学界的关注。社会法理念也会逐渐得到宏扬。     

论商事仲裁的社会基础

要了解和把握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趋势,离不开对商事仲裁社会基础的分析研究。商事仲裁的社会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层面。其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的需求;政治基础是政治国家的维护;文化基础是法律文化的发展。这些基本面与商事仲裁相互因应,促进了商事仲裁的发展,同时商事仲裁也影响了这些基本面。同时,这种因应的关系亦将影响商事仲裁发展的总体趋势。     

西汉的统治思想和学派的变化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任何思想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下产生、并为它服务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儒法斗争为中心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秦、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儒法斗争也就结束了。但是,“四人帮”     

论社会法的产生

社会权的确立催生了社会法.社会权体现的是一种由社会化大生产所决定的关系特质,是公民个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环境权等.社会权的确立不仅是一个理论理性,更是一个实践理性,还取决于权利主体的政治成熟程度.社会权和社会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催生并推动了社会法的产生与发展.社会法是一个由社会权内在本质决定的有逻辑结构的制度体系.     

试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传播与探索

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李大钊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及规律作初步探讨。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产生和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法律学说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中阐述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有着丰富、崭新的内容,其核心是:第一,法律是上层建筑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对它产生反作用。马克思指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共上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     

宪法概念新解

经济基础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最基础要素,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及其它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法也必定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在各个政治社会中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的利益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宪法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但宪法本质却都是一样,即调整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人的根本的利益关系。由此宪法规定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国家政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是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内容的政治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基础。这三者从不同层次构成我国法制基础的整体,制约着我国礼会主义法制建设,并成为我国法制服务的对象。     

法治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建设法治社会是人类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制度化方式,法治的实现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基础。简言之,市场经济是法治国家形成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国家形成的政治基础,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     

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研究

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学术界对经济法性质的认识也不一致。本文认为,经济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部门,按照传统的公私法划分,很难确定其归属。社会法作为一个全新法域,有着特殊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其法域地位已经确立。经济法的法律本位、调整方式和价值追求无不体现社会法精神。因此,经济法应当归属社会法。     

论家政服务员劳动安全权的社会法保障

家政服务员劳动安全权由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会安全法、社会公益法在内的社会法保障,比纯粹由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保障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家政服务员劳动安全权的保障更加及时有效;家政服务员劳动安全权由社会法保障的根据是:家政服务员劳动安全权的性质属于社会权,社会法保障具有特别意义,其符合社会法的价值取向及推衍出的理论基础——"扶权论"的要求;循此指导,需要构建以被帮扶主体权利和帮扶主体义务(责任)为核心的保障家政服务员劳动安全权的社会法体系。     

社会法的部门法哲学反思

社会法的产生机理、演化变革、功能发展、性质或本体、社会法问题代沟与制度需求、主要理论范式等深层次的反思性问题,应在部门法哲学意义上得到关注,应予以跨学科、批判性的研究。社会法的产生机理在于社会保护本能和社会理性,形成了本文所称的"市场化运动推之,社会保护运动挽之"的制衡关系。其性质为构成维系现代产权制度、经济秩序与保障社会权利之间的社会对价关系或新型社会契约。社会法相关的"问题代沟"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中国同时面临三代社会法问题,制度需求强烈,应以全球正在探索的第三代社会法为主要资源,科学建构社会法;借鉴多学科理论范式建构社会法法哲学。     

社会法的社会语境:人民社会的政治观念——兼与公法、私法社会语境的比较

社会语境是介于社会需求事实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媒介场景,作为第三法域或是部门法的社会法也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社会语境系统。当代西方国家因社会内部压力对市民社会自由性和自利性的有限改造,促成了"律他、利他"的人民社会初级语境形成,体现出"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的政治观念,西方国家的社会法是对该政治观念的法制反映。"以人为本、谋求社会成员共同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社会语境的政治观念,中国的社会法建设除应具有"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之相同经济、社会功效外,还具有制度自觉的政治功效。人民社会不同层次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法立法目标与任务和其在法律体系中不同的实体地位。     

防止法律服务行业的腐败行为

腐败现象是腐朽思想的外在表现,它侵蚀人们的灵魂,腐蚀执政党的肌体。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享受思想的产物,它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完全对立的。腐败问题直接危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危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腐败是对党的先进理论的背叛,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的背叛,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腐败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它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而言之,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斗争”。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1月23日,针对法律服务行业的律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曾作出指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在我国,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和基层司法所等部门均属法律服务行业,均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监督与领导。这些部门最鲜明的特色,都是以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为手段。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与深化,社会体制的变化与完善,法律服务行业在曲折中趋于规范,在规范中得到发展。客观地讲,法律服务人员为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实践“三个代表     

社会法的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的定位与建构

社会法的发生机理在于对市场化运动及其负面后果进行"反向运动"和矫治,其早期功能是社会保护。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混合资本主义的构成性要素。社会法可分为三代,具有明显的代际更替和功能扩展、嬗变轨迹:从第一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单一功能模式,到第二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为主、社会促进为辅的主次功能模式,再到第三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功能模式。功能嬗变与代际更替的机理主要在于资本与社会的矛盾运动、公平(社会保护)与效率(社会促进)的复杂关系。中国应厘清自己的问题之"代"和制度需求,以全球正在探索的第三代社会法为参照系,定位、创新和建构中国社会法并推进社会改革。     

西汉后期到唐代的儒法斗争

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儒法斗争,从汉元帝开始,到唐朝为止,共一千一百多年。这一阶段地主阶级开始由一个进步的阶级逐渐转化成保守、反动的阶级。反映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封建统治阶级转向尊儒反法。儒法斗争由原来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变为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论社会法的国家给付原则

社会法上的国家给付原则是“市场失灵”的产物,其理论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和成熟于福利经济学学说.在制度上,德国的俾斯麦立法最早建立国家给付的社会保险制度,英国贝弗里奇计划的实施和福利国家出现,标志着国家给付原则的最终形成,也是社会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社会法上的国家给付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征,是法律赋予政府的强制性义务,其有一定的限度和底线,实施机制是:人人有权,时则有份.国家给付在社会法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社会法的给付主体却不限于国家,也包括社会和个人,这是由社会自治和国家的有限性决定的.     

协同论——社会法的理论基础初探

经济运行、政治运行、文化运行的负外部性作用,决定了社会矛盾必然产生,为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立法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同时,社会本位的法哲学理念和私法社会化思潮对社会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社会法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基础———协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