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认定问题

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主动报警的行为能否认定为交通肇事后自首,我国司法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即可以认定为自首与不能认定为自首,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从自首制度本质出发,通过分析其法理价值和功利价值,概括总结出实践中可以认定为自首的情形与不能认定为自首的情形。     

从几则案例谈刑事审判中立功的审查与认定

立功作为刑事审判中重要的量刑情节,对其审查、认定也是实践中的重点、难点,本文立足于审判实践,从几则案例入手从"检举揭发型立功材料的审查、认定"、"协助抓捕型立功的认定"、"立功认定后的处理"三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归侨、侨眷的身份,由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根据本人申请审核认定。与华侨、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亲属申请认定侨眷身份的,应当提供由公证机构出具的扶养证明。第三条　华侨、归侨去世后或者华侨身份改变后,其国内眷属原依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不变。依法与华侨、归侨及其子女解除婚姻关系,或者与华侨、归侨解除扶养关系的,其原依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丧失。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保护…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论

本文以云南省呈贡县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例子,从当代刑法理论入手,剖析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的认定问题。在介绍了我国理论界有关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后,着重对共犯关系脱离说从概念和理论依据上进行解析,用其解决我国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车上人员与第三者身份转化的司法认定

交通事故中,车上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被本车碾压致伤或致死的案件并不鲜见,如何认定其身份对保险理赔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如何认定车上人员和第三者的身份转化,以期为处理类似案件有所裨益。     

即时通讯记录作为证据的司法认定研究

即时通讯记录证据属于电子数据,除主体匿名、原件复合、语境随意等属性外,还具有静态、动态双重独立性.民事诉讼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首度明确即时通讯记录的证据地位,但通讯方式瞬时性、通讯信道无形性、通讯内容非稳定性等因素却合力引致其当前混同于其他证据的共通性,司法认定无法涵盖该类证据的全部独特性.主体层面的真实性认定困境、原件层面的合法性认定困境、语义层面的关联性认定困境以及证明力优先规则未得细化,均要求在其证据地位已获独立性认可后实施更具实质意味的围绕其司法认定过程的独立化研究,基于此,构建与完善即时通讯记录鉴真规则、辨识规则、最佳证据规则、证明力优先规则成为破解其司法认定可采性与可信性瓶颈的理性进路.     

代表资格经法定程序终止而无需再提辞职

笔者认为,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迁出本行政区域的,不仅其代表资格在经相应的"报告"、"公告"法定审查程序后方可实现其"自行终止"的认定,而且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务也应随其代表资格的"自行终止"认定,而无需再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辞职。为何这样说呢?     

酒后下班遇车祸,打工仔扳倒“醉酒不算工伤”

下班前在陪客吃饭的晚餐中乘兴饮了大量白酒,醉酒下班回家途中不幸被轿车撞伤,依照惯例,醉酒状态,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认定工伤之情形.然而,南京市溧水区一位打工仔却不认同这个说法,他在区人社局两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后,两次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认定其醉酒后受伤为工伤.他的诉求能得到法院支持吗?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此案的终审结果.     

四川民工中国宪法自由权第一案维权人

川籍农民工王登辉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企业以王登辉违反“禁止员工擅自在外住宿”的规定为由拒绝支付医药费。王登辉申请劳动仲裁后,劳动部门认定其为工伤。不料,该企业却将认定其为工伤的劳动部门推上了被告席,要求法院撤消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书。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援用我国《宪法》中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居住自由权的规定,裁定该企业禁止员工外宿违背宪法精神,     

盗窃信用卡并在ATM机上使用行为的司法认定

我国刑法上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但其合理性尚存在争议。认定盗窃信用卡并在ATM机上使用的行为不应该一概以盗窃罪定罪,要根据其使用的不同手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盗窃信用卡后并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诈骗手段就可以获取卡上钱款的情形可定盗窃罪,对盗窃信用卡之后还积极通过猜配密码、非法获取、复制密码的手段并据此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更为合理。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论

本文以云南省呈贡县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例子，从当代刑法理论入手，剖析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的认定问题。在介绍了我国理论界有关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后，着重对共犯关系脱离说从概念和理论依据上进行解析，用其解决我国共犯的中止认定问题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自首制度中的罪行发觉择一认定

刑事诉讼法拘留条款中的重大嫌疑与犯罪嫌疑不具有同一性,物品痕迹具有犯罪后不久“显著”特征的重大嫌疑分子才可以认定其罪行已被发觉.侦查机关意料之中的罪行属于侦查方向的范畴,意料之中交代的罪行未必可以认定已被发觉.罪行发觉择一认定可以实现自首制度的法律精神和自首与坦白的不同价值位阶.择一认定即以怀疑的若干罪行中的轻罪视为已被发觉,重罪视为未被发觉；如果还有无罪可能性的怀疑,则认定罪行未被发觉.     

最高法规范自首立功认定标准

最高法认为,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在不明知的情况下被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获的,不宜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应充分肯定,量刑时可酌情从轻。疑犯被亲友捆绑送至司法机关,即使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也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     

驰名商标的认定

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应具体化、灵活化,以增强其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我国,驰名商标认定主体的多元化、认定程序不统一,不可避免导致认定结果冲突和认定效率低下。在我国行政机关有权认定驰名商标,这容易导致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笔者认为,认定驰名商标的模式应重构。     

司法信箱

李某在本案中是否应认定为累犯？编辑同志：被告人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刑满释放。１９９９年３月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２０００年２月李某在羁押服刑期间又犯破坏监管秩序罪。现对李某的破坏监管秩序罪一案进行判决时，对能否认定其为累犯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重新犯罪，故应认定其为累犯有不同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满释放后五年内重新犯罪，仅指前一个罪，对于李某的寻衅滋事罪，应认定其为累犯。但破坏监管秩序罪系其在服刑期间内又犯新罪，故不适用…     

论“携带凶器抢夺”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款从规定之时就备受争议，有些学者建议将其认定为抢夺，有些建议认定为抢劫，还有学者建议将其废除。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携带”、“凶器”等的认定标准不同。笔者认为在考究这些认定标准后，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从几个方面逐一深入，是可以判定每一案件的性质。所谓废除说、认定为抢夺说等，可以摒弃。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解释与推论，是值得我们在以后的《刑法》学习中关注的。     

论反倾销法中同类产品的认定

国内外反倾销中,界定同类产品是确定倾销和损害的必要前提。对同类产品的认定应在理解其概念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程序确定其认定的标准。对同类产品的认定,我国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意义不可估量。     

诈骗罪停止形态辨析——对詹某等诈骗案的案例分析

短信诈骗是一种新型的诈骗行为,其犯罪形态成为实践中认定的难点,本文试图对利用手机群发诈骗短信骗取款项,因逃避侦查丢弃银行卡而未实际取出的案件进行分析,认为行为人为了逃避侦查丢弃银行卡后,并未实际取得卡内款项的只能认定为未遂。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重构

随着驰名商标在市场竞争中商业价值的凸显,驰名商标的认定备受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入世后中国在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方面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但由于忽略了我国国情,再加上制度设计本身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使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公正性、权威性和科学性在实践中受到了挑战。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现行驰名商标认定制度的缺陷,从认定机构、认定方式、认定效力、认定标准和认定监督程序等方面重新构建我国的驰名商标认定制度。     

司法实践中职务侵占罪疑难问题探析

职务侵占罪是财产型犯罪中较为常见的罪名,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较为混乱的罪名。这不但是由于职务侵占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司法实务界尚未对其形成统一的认识,而且职务侵占行为涉及其他专业知识的特性也增加了对其认定的困难。就目前而言,关于特殊情况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侵占公司股权行为的定性、离职后职务行为延续性的认定以及职务侵占中的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