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法通则的立法定位及其逻辑展开

立法定位既是商法通则立法的基点和逻辑起点,亦是指导商法通则司法适用的线索和指南。从商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关系、自身属性、适用对象三方面考虑,商法通则应当是“补充法”“权利法”和“裁判法”。制定商法通则不是对民法典“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否定,恰恰是对民法典的必要“补充”和有益“完善”;商法通则的内容设计应当以商事权利为主轴和核心;其规范逻辑结构与构成要素应当符合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之要求,以便于法适用和司法裁判。在三者关系上,“补充法”和“裁判法”的商法通则是从“外部”关系进行考虑的;“权利法”是从商法通则“内部”属性来认识的;“权利法”和“补充法”的商法通则是从“静态”视角看待的,“裁判法”是从“动态”适用视角考虑的。     

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滥用的本质是知识产权的行使违反了权利设置的目的。任何权利规则都存在“言不尽意”的危险,导致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可能出现“徒具其形．背离其神”的形神分离现象,知识产权也不例外。评价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必要性。应考察知识产权行使与权利目的相背离的风险机率,而不是单纯考量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力,后者只是判断垄断的要件。禁止滥用制度的功能决定了知识产权滥用的判断标准不可能预先极度明晰。     

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滥用的本质是知识产权的行使违反了权利设置的目的.任何权利规则都存在"言不尽意"的危险,导致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可能出现"徒具其形,背离其神"的形神分离现象,知识产权也不例外.评价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必要性,应考察知识产权行使与权利目的相背离的风险机率,而不是单纯考量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力,后者只是判断垄断的要件.禁止滥用制度的功能决定了知识产权滥用的判断标准不可能预先极度明晰.     

论我国商事权利的体系化构建

我国《民法典》第五章对商事权利作了规定,但该规定纯属为贯彻民商合一的立法指导思想而设,对商事权利的法律适用不具有实质意义.商事权利作为商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其特殊性与独立性的内涵、外延阐释,可谓理解商法特殊性与独立性的钥匙.我国亟待确立商事权利理论体系,推动商事权利制度体系化,促使我国商法学科体系与规范体系走向成熟.商事权利可分为商事财产权和商事人格权,又可进一步分为基本商事权利和具体商事权利.某些商事权利,如商事留置权、商事承租权,虽然具有典型性,但因其仅存在于特定的商事关系中,不属于普遍存在于各种商事关系中的商事权利,故只能作为具体商事权利.营业权、商业名称权、商事信用权、商业秘密权、商业形象权、公平交易权则系商主体普遍拥有、依法应予保护的基本商事权利.     

论新兴权利的一般理论

新兴权利不同于新型权利。它是法定权利的对称,是法定权利之外的、实存的社会权利,但与此同时,它是与法定权利息息相关的权利。新兴权利的生成根据,既可能出于法律遗漏,也可能是出自法律排斥,更可能出自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变迁。新兴权利的保护方式,既可能通过权利推定,也可能通过民间规范,还可能通过纠纷解决。     

罪犯法定权利以外的权利

目前监狱理论和实践界均认为在押罪犯只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即法定权利。其实罪犯享有法定权利以外的广泛的权利，这是由于权利的性质决定的。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权利暂不能行使不等于没有权利，罪犯行使权利也可能和监管秩序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的取舍中体现了我们监狱工作者深层次的法制理念和工作理念。     

以权利看待法律 在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的核心范畴,具有深刻的哲学根据,权利与义务关系中,权利而不是义务应当处于主要地位。因为,从义务的角度看待法律——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法律本身被扭曲,人们因为被强制而遵守法律,并非因为法律是社会交往的需要而遵守法律。以权利来看待法律,首先构成对法律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促进法律规范自身的进步;以权利看待法律的的社会效果可能唤起社会主体对法律的认同,进而促进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权利理论在中国有了深入的进展,但是一些种类的权利仍然在实践中遭到放逐,这说明我们的权利意识不是过强,而是欠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权利,继续张扬权利意识。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论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

我国《物权法》第28条规定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属于物权的非常态变动。此种物权变动不以完成法定公示方法为生效条件,在客观上导致真实权利与表象权利的背离,这不仅减损交易安全、权属明晰、物尽其用等私法价值追求,而且使得强制执行遭遇重重困境。基于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对私法价值和公法秩序存在潜在的威胁,宜通过目的性限缩解释将"法律文书"控制在确有必要的范围内,通过完善配套性措施促使真实权利人及时完成法定公示方式,并通过直接引起物权变动裁判登记制度将真实权利与表象权利分离的事实对公、私法秩序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权利泛化”与权利辩护

随着权利意识和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许多学者针对“权利泛化”产生了忧虑。按照“权利泛化”论的观点，权利泛化现象是负面的，对于我国建设法治国的努力有消极作用。为了理解和评价“权利泛化”论观点，我们需要深入到“权利”和“权利款项”的辩护问题当中。后果主义和道义论理论是“权利款项”辩护的两套基本思路。对这两套思路的综合理解，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合理的角度去思考“权利泛化”论观点。     

表演者精神权利结构与本质探析

理论界及司法界有关表演者精神权利的问题争论较大,归根结蒂是有关表演者精神权利的结构与本质的争论,目前相关研究较少.本文着重论述了表演者精神权利的结构与本质,在有关精神权利的结构部分,论述了表演者精神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在本质部分,对表演者精神权利与作者精神权利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述了两者的本质区别,突显了表演者精神权利的纯粹的人身权属性.最后还以表演者精神权利结构和本质为视角阐述了其法律特征.     

论票据权利义务

<正> 无论在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法律体系中,理论上大都认为票据法属于商法范畴。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分野在今天远不如在18、19世纪那么显著,但在根本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仍不能被忽略。如果民法追求的目标是“自由、平等、博爱”,那么,商法追求的则应当是“自由、平等、营利”。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区别,商法上的权利与民法上的权利无论在取得、转让、消灭以及法律保护的措施等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 在我国近几十年的法律实践中,票据法相对于其他商事法来讲,是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的一部法律;相对于民法来讲,人们更容易接受民法传播的法律意识。在处理票据纠纷时,很容易将民法的观念强加在票据法上,审判结果难免偏颇。本文试图把票据权利义务的基本理念、票     

罪犯权利公力救济研究——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架构

由于罪犯特定的法律身份和人身状态，与普通公民权利相比，罪犯权利具有有限性、不完整性、特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作为弱势群体，罪犯权利亟须国家的公力救济。而单纯国家本位的监狱行刑中，遵循的是阶级斗争范式，不但对罪犯权利不够明确，而且在观念上习惯于“赐予”罪犯权利，根本无法全面保障罪犯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随着权利本位理论的确立，基于权利本位引领下的规范体系研究势如破竹，基于罪犯权利的不同来架构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有助于监狱行刑和罪犯改造以及社会和谐的罪犯权利公力救济机制势在必行。     

动物权利的法理思辨——兼论环境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

法律主体是个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法理学问题。动物权利的提出与证立,具有法理学的诸多依据。自然权利、道德权利、诉讼权利都是动物权利存在的法理依据。环境法对动物权的保障代表着法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与努力,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与长久的建构功用。     

迈向叙事的权利观——以一部电影为例对权利之客观性的反思

普通诉求的权利化是为当下的社会大众乃至学界所共同追求的一项目标。引起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文本主义和实证主义司法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权利客观性的迷思。在司法实践中 ,对权利客观化的过分追求可能导致人的异化以及权利的异化。以叙事的进路来推进权利的实现富有积极意义 ,这可以部分地消解对权利客观性的迷思 ,进而克服因此导致的异化现象。     

物权变动制度三论

凡是权利都会产生动态现象,物权也不例外。物权所产生的动态现象,简称为物权变动。物权变动属民事权利变动的一种,是物权法的核心内容。就其概念的界定,可以从权利主体和权利自身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从权利主体的角度考察,所谓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取得、变更和丧失;从权利自身的角度来考察,所谓物权变动则是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并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本文作者通过对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观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法律理论问题，如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作者认为，要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有几个关键点应该强调：其一，是要确立一个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而这一看似已经解决了的简单的问题，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其二，权利冲突的解决是一个法制机制的综合性的作用过程，而不只是靠一个单一的法制机制的解决手段；其三，在综合性的法制机制中，作者更加看重和强调立法对于解决权利冲突的作用和意义。     

农民工性权保障之初探

农民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社会地位的低微和经济条件的有限，以及城乡隔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模式下的许多制度未得到根本改革，使其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性权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受到忽视、侵害，甚至践踏，且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和严重，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本文以宪法学中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为研究方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性权利的基本理论和性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农民工性权利缺失的现状、剖析了农民工性权利缺失产生的成因，最后，提出了农民工性权利保障的具体路径。     

关于权利本质及其特征的思考

权利的本质应该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被一定的人群所普遍认许的"正当的事物"。权利应具备合伦理性特征,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才有意义。由权利的合伦理性和社会性所决定,权利又具有相对性,受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制约。构成权利的要素是复杂的,这些要素都或多或少在某种意义上接近或者反映着权利的本质。在理解和保护权利时,应持一种更为开放的、积极的态度,认真对待社会中出现的新的权利现象和权利诉求。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都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票据法的坚守与发展

与商法的其他部分相比,票据法在世界范围内,太久没有修改了,其原因有经济上的,也有技术上的。但是,以德、日票据法学界为代表,对票据理论的研究异常活跃,他们最关注的部分可能正是票据法需要发展的部分,即作为票据理论两大核心课题之一的非因票据行为而发生票据流转如何解决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现行法是找不到答案的。根据票据理论的成果,以票据行为契约说为前提,辅以权利外观理论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中国没有日内瓦法系诸国国际法义务上的限制,把权利外观理论转化为具体票据制度,完全可能使中国票据法世界领先。